徐敬亚：圭臬之死（下） ——朦胧诗后

她更新的周期如同临产前的阵痛，不断加剧。只长皮肉不长骨骼的稳定性生长，甚至不能维持一个整年：1976~1986，整整十年的一切追寻一切积蓄，在走过了1984-1985这条狭窄走廊后，将整整一代的十数万、数十万的青年诗人，呼地一下，推到了1986！

1986：不可驾驭的年代

切断一切往事，我们面对的是当今世界上最兴奋最盛大最纷乱的诗歌现实。

完整、神圣的诗坛已破败不堪。烽烟四起，神幻四起。在击碎了中国新诗近七十年来最具叛逆意识的朦胧诗后，新的思潮把讨伐的斧子对准了整个现存的诗歌秩序，乃至整个现存的文化程序。

当上海的“主观意象”诗人吴非坐在我的办公台对面“代表”着诗说：诗，拒绝一切功利，不仅拒绝社会的、政治的、道德的功利，也拒绝诗人自我情感和意志的利用！那时，我怎么想？86年10月末的那个下午，我枉然地同他“争论”着。他喃喃自语式地说出了我们大陆上最“放肆”最“冷酷”的一段诗歌主张。他干干脆脆地认为：

“我的诗不属于读者，也不属于自己，它仅是一些丧失了质感的文字间的排列组合”。他不加辩驳地乖乖承认，“诗人在文字中游戏”

——吴非《宣言二》

你傻了，你不感觉到“诗”已经离开他的躯体，离开了地心的引力，飞入到了茫茫星空，成为与天体同价的宇宙之物吗？地球上文学的最大罪名它都认啦，你还能说些什么？它巳消逝在当代西方鬼怪式的文艺理论峰巅之上，你无法知道下一步它去砍什么。

所幸，这并不是全部。在另一个范畴里，东方式的、涵容一切的天人合一的理论，在四川和各地再度兴起。视整个西半球为一个僵饼与残骸。诗，点燃自己，烧向东方。也许，你定睛一看，“东方”什么都没有。

至此，该撕裂的已破绽百出；该登场的也几近品类齐全。

于是，我说圭臬已死。

我自己，只能以一种时空平面去默默切割它的某一瞬间。欣喜是由于宏观，沮丧是由于细节。谁也别想占有全部真理。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个体的哲学与审美理想全部崩溃。有风吹起，我们必须摇晃一下，晃一下之后我必须再回到某一个位置。同样，谁动一下之后也产生风。

现代诗1986’群体大展

1986年1l月21日，《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刊出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为混乱的诗歌江湖做了一次包容汇总——

1976一1986，中国经历了她获得全息生命后美妙而躁动的十年。在被称为“新时期文学”的十年大陆艺术，还原和再生了中国人的心灵世界——恰正是在这十转轮回的时空流程中，“新诗”，领衔主演了民族意识演进的探索先锋。——“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正是基于以上回顾。

1979一1984，被称为文学史上“奇观”的朦胧诗大论战，逶迤六年。其规模、声势、辐射深度，为1949年后中国大陆文学的之最。它从每个诗歌个体蔓延到每个文学之士，其振荡远远超越诗，扩散至整个艺术领域，引起了国内外纷纷扬扬的目光。它引带了整个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的变革。这是生活在本时代人们罕见的。但，在这场艺术探索、艺术论争和艺术普及的难得机会中，理论与出版遗留下了遗憾。——“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正是基于以上反思。

1984一1986，“朦胧诗”高峰之后的诗，又在酝酿和已经浮荡起又一次新的艺术诂难．它毫无犹豫地走向青年走向民间！作为整个艺术最敏感的触角，数年来，它曾领众艺术之先，高扬并饮弹。目前，“后崛起”的诗流，东南西北流溢，形成了“五四”以来最辽阔的新诗大探索局面。

要求公众和社会给予庄严认识的人，早已漫山遍野而起。权威们无法通过自省懂得并接受上述事实．诗的位置将由诗与诗人共建。

1986——这个被称为“无法拒绝的年代”，全国2000多家诗社和十倍百倍于此数字的自谓诗人，以成千上万的诗集、诗报、诗刊与传统实行着断裂，将八十年代中期的诗推向了弥漫的新空间，也将艺术探索与公众准则的反差推向了一个新的潮头。据统计，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打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其中，以四川“非非主义”为代表的诗歌探索群体，已向体系化、流派化方向发展。1986年9月在兰州召开的“全国诗歌理论讨论会”上，无论是自囿于沉寂原序的中老年批评家，还是呈挑战者姿态的青年理论者，都对纷纭庞大的诗坛现断面发出了驾驭的困惑。诗歌流派的形成与内部子系统的分化，造成了诗歌不依外力的繁荣基因。——“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正是基于以上的欣喜与焦灼。

这种回顾、反思、欣喜与焦灼，形成了中国诗坛1986’最具魅力的诱惑。应该有一个实体的呈现，代替人们茫然的思考与谈论，为1986年中国诗最繁殖的断代留下一个合影，这不仅富有意义也富有艰巨。

——引自《深圳青年报》1986年9月30日《新中国现代诗第一次断代展示》

这次“现代诗大展”共汇集活跃于1986年现代诗界的群体65个、显露出来的诗人共220多位。共发表了l16位诗人的l38首诗作。大展共刊发了6整版，约15万字。

作为邀请人与主持者，刚刚参加完兰卅诗会返回深圳，匆匆筹集大展时，在撰写这篇类似于“现代诗大展”《前言》的文章时，我丝毫也不想隐讳我的赞赏与兴奋之情。但这并不等于排除了我对它正常的批判与挑剔。同年l0月24日，我在《后记》中认为，征服一个人的理智与征服他的美感并不能同时进行。我鲜明的措辞，仅仅是为了同新诗探索一贯的反对者、漠视者们划清距离。我的激情是出于数十年来对艺术探求者们的不公正现实。我当时感到，认识1986年中国现代诗庞大局面的难度，远远超过人们当年面对朦胧诗的迷茫。“大展”的最高宗旨是提请公众对诗歌新秩序的正视，并对业已生存的艺术探索的合法状态给予确认。

然而，当那些因长期隔绝、因无法估测而令人产生神秘感的“地下”探索诗群几近全部亮相时，有人惊奇，有人颓丧。总体说，失望的情绪超过了对它过份的期待。人们再一次无法同创作者保持同步。对“大展”的无保留肯定，仍然仅仅来自那些创造它们的人。但这一次的结论仍然是：诗应该更好，但诗人们没错。

评价诗的根本标准，是衡量它距离诗歌艺术本质的距离，是它对于人的内心世界的展示。在中国特定的这几年，我关注的是：诗对于我们民族内心领域的开拓幅度。只要我们仍然没有充分地展开诗歌艺术应有的巨大面积，那么冲破狭隘，就是向上遍地生长的最好契机。值于此点，我仍然希望格外功利的人们关注中国现代诗歌在1986年继续向国际性区域和我们民族独特领地的大幅度进军。忠于艺术的人们必须努力摆脱已经形成的对诗的惯有理解，摆脱阅读的固有方向与偏好。也不妨容忍一下它带给我们审美上的庸杂，不妨在它的面前向后站，再向后站。它在宣言与作品间存在着的巨大空隙，标志着中国诗坛仍潜伏着强烈的原创愿望。昔日的准则，无力成为今天的通行证。要领悟它们的意义，我们就得让它像影响那些诗人们那样影响我们——

这就是：生命体验和语言变构——如同当年必须认识“自我意识”与“象征手法”才能认识朦胧诗一样，这两个方面是进入1986年现代诗的前提。这个前提的对应因素是八十年代中期弥漫于无数中国青年人心中的对自身、对世界、对文明的巨大困惑。诗，最直接也最不可破译地展示了这一代人生命与语言的神奇历程。

生命体验

这是相当宽泛的概念。然而似乎唯有这一批评模式才能涵盖1986年的现代诗坛。

无法回避的是，自1979年中国现代主义艺术滥觞之始，它的推动者们就对西方近现代被我国称之为“唯心主义”的一系列哲学学说表现出了强烈的倾心。这不仅是由于对官方理论教育上的逆反，更是由于生存上的共鸣。从笛卡尔怀疑万物，唯肯定怀疑与思维本身的“我思故我在”，到叔本华对个人意志世界的确认与开发，到尼采对上帝的宣判，再到被中国人简化了的后期存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热化，开阔了中国一代人的生命视野。这期间，朦胧诗陡然地提升了人们对自身价值即自我思想与意志的确认。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人们对二十世纪初兴起的狄尔泰、柏格森“生命哲学”的注目，及对存在主义源流者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的深入追寻。这些昔日无法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飘落的思想，进入中国青年一代的诗中，构成了更为超越现实的空境。在贯穿十年的外来文化熏风中，存在主义构成了对中国现代主义思潮最强大的催生。而对分析哲学的兴趣，主要是在于维特根斯坦的符号语言分析。相反，狭义的结构主义对理性不强的中国诗人影响不大。

这是一场空前的纯粹体验！世界陡然感到了中华民族新一代内心的宽阔空间，人们看到了这个民族接受外来文化的能力与潜力。与拉美、亚非的其它民族比较，中国人在短短几年中如此迅速地领悟了几世纪以来的欧州文明，也开始试图启动自己的远古意识。

这种混杂的流行哲学的浸泡，极大削弱了几十年的官方意识和功利之风，使“生命体验”成为八十年代中国年轻诗人中最潜藏的兴奋中心。这种体验，天然地分成为两个分支。

在1986年的现代诗群体大展中，我看到了蜇伏后复出的艨胧诗人们的深化与反省倾向。杨炼自不必说；梁小斌写的《诗人的崩溃》，代言人般地指出：“每天的星辰，不是为我们的忧伤而上升，一句话，这个世界与我无关。”他从这个冷漠的世界对自作多情的诗人们不动声色的嘲弄中，感到了“美化自己的倾向，是朦胧诗人们所坚持的最顽固的倾一向”。这等于宣告了朦胧诗以“自我外化”为中心的移情象征体系的失宠；如果对比六、七年前朦胧诗人们雄姿英发的主张，我们可以充分体味顾城那乖巧的三字诗论：“互为象”，与昔日有了变化。它不再强调单向的“心化为象”的理论，而强调人与外界双向溶合的平等状态；车前子主张“亲切”、“口语”，决心走出意象，决心世俗起来；另一部分朦胧诗人仍企图固守和强化自己的优势。骆耕野主张诗的入世、民族史诗，但事实上他的《鳖鱼》显然与他的主张难于一致，已包含了神秘因素；江河在《交谈》一诗中表现出来的是放弃花俏手法的阴冷自述，使人想到一头临终前悲绝的老兽。这是一种近乎透明的无名体验。不管什么体验和形式，教人冷到骨头的都是好诗。

总体看，朦胧诗人仍走在西方哲学的阴影之中——这仍是1986年中国现代诗的主导方向。只是冲在前面的已经变为更年轻的人们了。“病房意识”（曹汉俊）体验到了诗人的“内在分裂”和“精神漂流”，不是悲伤，不是愤怒，而是“惶惑”！“世纪末”（杭炜）感到与生俱来的“孤独”；谌林感到原初意识中的“恐惧感和神秘感”；“特种兵”（郭力家）说：“无聊，也是艺术的一个重要因素”：吴非（“主观意象”）则以“绝望”作为自己的全部诗学；“咖啡夜”（王文韬）愿做“真正的颓废派”；唐亚平（“生活方式”）径直地痛感“无处可逃”！

显然，历史在发生变化。数年前批判稿的推论中可怕的黑色词语，已成了今天鲜明不怯的主张——这是又一次开阔的最好例证。是什么使这些年纪轻轻的中国诗人如此竞相地说着大胆的话。我想主要是出于破坏的欲望。这种“体验”的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但这些话大部分仍然像是“学”来的，无法构成中国人在特定现实中最独特的体验：二十世纪来，在西方，将社会描绘成一座病房，已成为一种模式说法。

另一类宣言是现代诗坛长期来较为陌生的。“整体主义”，接受了荣格的“原型”说，主张对影响民族的“旧的感觉方式”加以探寻。按荣格的原意，原型不是一种内容，而是一种形式（空洞的先天能力）。于是，他们正在触动一个要点：离开了对传统道德、观念即内容的批判，进入到对中国人特定的感情结构、语言结构、思维结构的追寻。

这一点，正是朦胧诗后现代诗的最新动向！此类“东方式”的宣言异床同梦般地不约而同——

“真人文学”主张：“人→自然→造化→上帝→人”的大循环；

“西川体”主张：“复活一切回声”；

“大浪潮”主张：走向民族文化意识的深层；

“后客观”主张：领悟万物之妙；

“阐释主义”主张：人与自然的依附关系；

“群岩突破主义”主张：原始图腾和原始自然；

“太极派”主张：人心与宇宙的交感；

“东方人”主张：整体冲动和宇宙意识；

“东方整体思维空间”主张：神秘感、东方感；

“求道诗”主张：生命的原动精灵，真化之境……

这些流派，众说纷纭，却又暗自契合，他们从整体上向人们展示了1986年诗人中忽然升腾起的对东方大民族的深深怀念。

这是两种完全不相同的体验：西方哲学、文学中所称的危机意识与具有东方色彩的神秘、静和状态。一个，进入到社会与实存。另一个，进入到文化与内感。正是这两团弥漫的星云，萦绕在八十年代中期诗坛的上空。无论哪一种体验都有着宽阔强大的背景。前者源于共时的文明秩序对人的压迫，后者是历时的文化传统对生命的吸引与笼罩。

多数诗仍然是软弱无力的试验品——诗人们纷纷理智地感到了一种宏观倾向。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走向细节原创。优秀的诗人还没有从相似的主张中挺拔出来——缺少强大的个性和语感。诗人们多数是在旗帜的感召下茫然写作。鲜明的追求还有待于同他们体内真正的意识酿造起来。

“极端主义”说了一句话：他们的头横在天空，注视日球升落，而脚仅在地表上移动。就是这样，应该说开始时似乎也只能这样。走到这一步，他们是一路上打碎了无数偶象才得以明路的。

对生活情节和现实逻辑的背弃，是l986年现代诗对传统现实主义原则的持续反叛。忠于写实原则的人们曾高兴地看到了反映都市青年生活的诗中出现了具象化倾向。但令他们失望的是，诗中总有一种抹不掉的嘻皮笑脸式的灰色，更扫兴的是寻常的现实主义结构方式，早已被年轻人写得支离破碎。到了1986年，具象的“都市诗”多数已是具象的“胡言乱语了”。

生命的体验两路并进，继续向一片加也加不上、贴也贴不上“辉煌亮色”的混沌内心进军。不愿懂艺术、又神经脆弱的人总是固执地感到，只要有灰色——就注定是对本时代现实的不满。他们无法明白诗人超阶级、超时代的自我价值探寻。他们更不明白人类永恒地面临对抗的冲突：永恒的精神流动和凝固的物质怎么能和谐相处。

我之所以称之为“体验”，是因为它区别于“思考”、“想象”、“抒情”和“幻想”，甚至区别于“感觉”。总体上，它是排除理性的内发、内觉。它是松驰辑逻力、开放意识门扼的自由浮现，是激情的消褪，是政治性、社会性、道德性兴奋弱化．

冷抒情、是内心意识深水层的自由气泡；诗的内在完整结构的崩塌，想象线索的断裂，则是理性的退败，恰恰又是人类内在神秘气息的恢复。

不可理解！——是寻常理解力、诠释学的局限使然。这表面上一切的谜团，均需到“语言”那里去破译。

（作者注：关于几年来中国现代诗人对生命的体验历程，可参考我大展后写的《生命：第三次体验》。）

语言意识

直至1984年，中国诗人才比较清醒地注意到了诗人与语言的关系，在创作时具备了清醒的语言意识。到1986年，大多数青年诗人已经蜕掉了朦胧诗的语言外壳，已经在更宽容的秩序中调动文字，在语言变构上新诗人们做到了以下两点：

第一，一部分敏感者接受了“符号学”理论，自觉地从语言符号的角度进入世界、历史与艺术，从而将诗人面对的万千一切净化为两个字：语言。

杨炼说：“诗人要将语言嵌在生存的总背景之中。”

最具理论创新意识的四川“非非主义”第一次明确宣告了对语言的不信任！它不是历史上诗人们提出过的对诗歌语言的具体技法方面的要求，而是全盘的怀疑与否定，是对整个语言系统，即对作为“社会契约”、社会的一种“制度”的语言符号的宣判。非非主义年轻的理论家们提出了对语言“三逃避”（逃避知识、逃避思想、逃避意义）、“三超越”（超越逻辑、超越理性、超越语法）的语言还原。主张恢复语言的弹性和不确定性，以使诗直接面对被社会与文化歪曲过了的宇宙真本（即他们定义的“前文化状态”）。他们具体地提出了对语言进行三度程序的“非非处理”。

A：非两值定向化；

B，非抽象化；

C，非确定化。

这三度程序其实就是一度：即强调语言的不确定性，宣布语言——这被社会约定俗成的、法定的一套强制的牌，在诗歌中的失效！

不管表述怎样做作与生硬，“非非”对语言的变构要求在新诗史上意义重大。这不亚于朦胧诗人对自我意识复归的强烈呼吁。1986年，已经有相当一部分诗歌群体发出了对“语言”的浓厚兴趣（很遗憾，由于出版方面的原因，人们短期内无法读到耿占春关于语言问题的30万字专著）。

“超越派”主张改造汉语约定俗成的旧格局；

“海上”认为“语言发出的呼吸比生命更为亲切更安详”；

“大浪潮现代诗学会”主张探险于“赋予所有言语辞汇以崭新的内蕴”的试验；

孙昌建（“卦诗”）残忍地说：“形诸于文字是诗的最大不幸，而古今诗人的手段与目的，又为诗竖立了无数的墓碑”。

对现存语言秩序总体上的批判性变构要求，标志中国现代诗已步入自觉的阶段。

第二，在具体的语言探索上，1986年诗坛上出现了反朦胧诗语言模式的鲜明主张：反意象（大学生诗派宣言）。这是大学生诗派经过沉思之后的最准确表述。“反意象”一直是朦胧诗后“第三代”诗人中最流行的思潮，朦胧诗高峰后的众多诗人、流派之间在语言上最广泛的一致性就是这一点：摧毁意象。

象征主义向行为主义的转移

如果说朦胧诗的重心是在理性弥漫的北京，或整个北方。那么朦胧诗后，中国现代诗坛的兴奋中心地带呈现了向南方转移和扩散的趋势。

这是一个理性主义向行为主义转换的过程，充满痛苦思考的启蒙时期过去了。在两次大战之间，艾略特曾呼吁美洲大陆上的“欧洲的精神”。这种愤怒与惊恐的绅士精神，在1984年前，已被朦胧诗在中国广泛传播。他的“非个人化”主张，一直是北京朦胧诗人奉若神明的创作原则；进入八十年代中期，在诗歌生涯之初曾吞服了超量朦胧诗营养剂的第三代诗人，很快逃离了艾略特和“非个人化”。

不能不说，这几年诗坛上外国文化的影响已由“欧洲精神”转向“美洲精神”。精确地说是当代美国诗歌的精神。

被《嚎叫》唤醒的“莽汉主义”在四川，被“黑色幽默”感染的“他们”在南京，实际地奉行着类似美国“自自派”的原则。这两个省形成了“行为主义诗歌”的集散地。

之后几年，四川、江浙一直是现代诗追新竞繁的两大源头。它挟带了两湖，吸引了全国各省同悟此道的青年。稍后的“非非主义”也出现于神秘的四川。

现代诗总体上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标明了近年来中国理性的淡化。我无法预测九十年代新诗品种的扩展，但至少目前的花样已经足以成为中国现代诗史之最。犹如运动竞技，各种项目均已开设，但竞技水准和比赛成绩却不近如意。

说来说去，我们不是在玩哲学，我们唯一面对的是诗。风起云涌之后，我们能在地上拾到些什么？

朦胧诗后，打破圭臬的是什么？是诗，还是宣言？

以朦胧诗的遗产为起点，我们理所当然地应为它确立些什么？

它在由象征主义体系转向行为主义、现代诗体系中形成了哪些艺术秩序？

《非非主义》、《汉诗》的理论集结

朦胧诗后是一片灌木林，诗人丛中还缺少高大的乔木。现代诗的重心南迁后，北方“理性”让位给南方的“感性”，一条不宁静的长江，牵引着不安分的中国年轻诗人。

与上一代诗人比，“群体性”是他们的一大特点。虽然群体现又令他们厌烦。

在中国现代诗坛热带雨林般的灌木丛中，或者说在峰丘滚动的新地层上，“非非主义”有着突出的理论高度。

1985年5月，在四川西昌，周伦佑和蓝马，推出了他们蓄谋已久的诗歌主张，并成立了“非非主义”的诗歌同盟。它鲜明地宣布了一群青年诗人打起旗号称派的壮举，并表明了建立系统的诗歌理论体系的雄心。就它发表的《非非主义宣言》、《非非主义理论》、《非非主义诗歌方法。》、《非非主义小辟典》及五个专栏的诗歌作品及后来出版的，《非非评论》报、《非非争呜》报等看，不管存有多少偏激，它的一系列完整构架和恢宏气度，成为新中国诗歌史上的首次，也是近七十年新诗史上的罕见的艺术宣告。

《非非主义》的出现，体现了一个必然，即它本身的递进！它彻底地为朦胧诗画了一个句号。朦胧诗的全部兴奋，已经为它所包容乃至淡漠。

我们有理由说，中国的“第三代诗人”们在意念上，已经走过了中国诗歌的最后一条狭窄的长廊——朦胧诗（就新诗与传统哲学的联系而言），驶向了另一个世界：宇宙经验世界。

从这个“宇宙经验世界”目前标示出的范围看：它几乎无边无际，甚至可以说它它可以包含未来全部新哲学与美学。因而它是空泛的，几近不可企及的，仅是一种艺术家的空洞确认。

共分为六个部分的《非非主义宣言》，其实仅仅表达了一种神圣的理解：他们相信宇宙万物都是有生命的、甚至具有意识。这种对宇宙万物的“泛生命”理解，证明了诗人们对宇宙状态的充分尊重。在实质上，这还是诗人艺术直觉的广泛投射。

不同于朦胧诗“移情”的是，他们所说的“石柱”、“天空”、“土地”，都活着、在想、在哭，“是以另一种我们完全陌生的方式无声地彻底地嚎啕地恸哭”，“我们全体都在哭”——这种哭，就不是“人文”式悲伤，而是人类文明压迫下的生命状态。《宣言》谈到了成都的18米直径的现代雕塑钢球，并以它为例说明“非非”的表达，就使《宣言》的整个倾向变成了对“超现实”艺术的崇尚和苦恼，如同执笔者蓝马写的那样：“我们仍然找不到任何一种文化的手段”。因此，这种苦恼是对现存文化方式的苦恼。

《非非主义》，推出了两篇代表性的论文。

蓝马的《前文化导言》，以诗人的气质，从符号学的角度，气势雄壮地对现存全部符号化了的人类文化秩序提出质疑！他主张艺术家重新面对未被歪曲的、充满灵气的宇宙万物。这俨然是藐视一切地球人的“宇宙新人”的姿态；

周伦佑则从“结构”出发，对现存的“原构世界”提出了质疑。他主张艺术家对“原构现实”和“艺术结构自身”进行“变构”。——这样，在艺术家必须给予世界以新的文化秩序并变异语言这两大共同点上，非非主义建立了自己宏大的艺术坐标。

他们与“前崛起”的主张者们有了明显的不同。“三个崛起”的出现，主要是缘于对传统诗歌秩序的不满，基本上是在原系统内部的反叛，其思维方式与表达手段与其论敌并无本质的区别。

“后崛起”的理论代表之一的“非非”则主要是缘于对一种新的人类念头的兴奋。他们并不与传统纠缠（二者之间除了生存的时空外，没有共同点），他们仅充分地表达自己。应该认为：他们已经具备了一种真正创新的可能。历史上新的艺术流派的出现都是急于表达对人类文明、艺术的新理解。

但他们显然画了一个十分美妙，却格外空旷的圆周，其线条的粗糙，使理论无法与诗歌创作衔接。即使他们代表人物的诗也难以严密细致地印证其理论。蓝马的《水银张口的夜晚》不动声色地冷叙了神秘之态。具化了“前文化”状态，写得不错；杨黎的《冷风景》冗长与重复，很难在非非理论中找到依据；周伦佑的《十三级台阶》，像但丁《神曲》一样，领我走过一道道假想之门，诱使灵魂发散，重呼五乐之声，经历地狱而临天堂，其中不乏奇幻细节，但太理性。“非非主义”要害是它文艺观的不可企及性。另一点是。前文化”与“变构”的软硬冲突。

作为一种艺术理论，蓝马的《前文化导言》是比较完整的自圆假说，它贯注了诗人对万物真诚的、精彩的理解。如同一切开创者那样，他带着拯救世界，唤发觉醒的先知姿态。周伦佑的《变构：当代艺术启示录》也是难得的宏观文章。但他带有前人痕迹太多太有学问了。他一定记了不少笔记之类．

就在我疲倦地追赶我这篇文章尾巴的时候，收到了寄自四川的《汉诗：二十世纪编年史——1986》（铅字复印本）。匆忙翻过，很感谢它给了我一个几乎失去的机会。它是1984年末“整体主义”理论的进化。

《汉诗》中石光华的长篇论文《提要：整体原则》，是近年来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优势地位给予确定的最好文章。他带有系统论观点地对中国的整体意识和相对思维、中国文化（儒道）的独特方式（直觉、弱化语言及语义转换、表现性、概括性）及文化系统内部在结构、效应、转换等方面的一致性作了公正的论述。他一反当代青年人在中西文化对比中抑中扬西的倾向，对中国传统的深层思维方式给予了高度肯定。石光华乐观地认为中国古文化具有把人的思维舌动同宇宙秩序融洽起来、统一起来的中草药般的功能，可以为整个人类提供通向未来的心理方式。

就我个人的一贯观点来说，我无疑地更容易站在“非非”的总体角度上。但我无法不使自己在读完了石光华的文章后兴奋，我领悟了他内心的寻求。

《汉诗》公开表明与世界再度和解。这并非正义与人性的泯灭，而是思维方式的改变。

应该申明：中国人这种哲学上的自身确认，在历史上并非首次。从政治经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当代中国人无法接受的！中国，固于此道已多少代又多少代，在美丽的圆周里陶醉一圈又一圈。中国人总是能完美地、自得其乐地消化痛苦，于是便永远痛苦。我们民族的忍受和转换真是高明啊——但《汉诗》并不着意于这种社会功利性。它说的是“艺术价值”。

《汉诗》的哲学论文在一定意义上将孔孟老庄的儒道学说上升到生命意义来认识，给予了哲学意义上的肯定。当西方哲学陷入迷惘之际，这种说法确实是充满诱惑的并形成最好的创新口实，但西方是二度重返，而我们是添完新土又挖祖坟，所有的陪葬物都翻出来待价而沽之后，整体的墓穴便也包容万物了。

也许，这些争执与偏爱都毫无价值，现代的中国和中国人的选择已无法改变。活下去，是社会的强大惯性。工业文明、逻辑文明无论如何将不可救药地覆盖生活的表层。更毫无疑问。艺术，将从东方与西方两个方向抵制这种窒息人类精神的所谓文明发展。

我们是在讨论艺术！那么，对于诗呢？从艺术与诗的角度说，石光华和《汉诗》的诗人们，作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努力。他们衔接了自1919年“五四”以来中断了近七十年的中国古文化“精神”源流。由于西方文明的强大侵入，中国民族文化的败落具有合理性，但这种败落并不应该包括在艺术领域内艺术家们放弃祖宗的内在精气——即民族独特的神秘思维方式。这种遗憾，也许只是一段时间内的特定遗憾．《汉诗》整体主义原则的提出，可能为中国诗歌，中国艺术重新唤起第二种灵魂。这是民族“原型”的显影。这种生存与思维之法，并不一定仅仅是与封建性的表层因素相连接。历史，一经重新提出便可能再一次诞生。石光华、欧阳江河、宋渠、宋炜数年来一直专注于民族原型的探求。他们的文章使人感到了借尸还魂的优美透彻（也有做作之气）．八十年代青年诗人对传统的这种歪曲性继承，使传统更为纯净。只有在“五四”新文学首先反叛祖先、追踪西方文明，直至追到本世纪八十年代，在意识中与整个西方文明基本构成同步后，中国人才得以喘息过来，细细回味。也唯有此时，我们民族独特的思维之气才得以缓缓弥漫与蒸腾。中华民族最坚硬的气质与最柔韧的内省重新焕发，是具有魅力的。这是《汉诗》提供给我们的意义。

——但是，这同样仅仅是一种美好愿望。“五四”以来西方文化的侵入所造成的意识“硬痂”、中国古文明几千年来的扭曲发展，及其几十年来的中断，都造成了它赖以存在基础的残缺。中国诗人将要艰难地唤起心中的深层积淀。中国现代诗，以更纯净的中国式思维方式给世界以和谐静美，目前只是愿望。

严酷说，《汉诗》的第一批、第二批创作，不够成功。从语言到对生命的体验都给人以目的明确之感．在语言上，多数“汉诗”作者缺少对语言原构的粉碎，整体的繁冗破坏了意念的轻灵。结构上带有“汉赋”的特点。在这些我称为“现代大赋”中，读者看到的更多是意图，而不是才气，不是清澈的诗流，而是用手拧开的自来水，连绵不绝，夹杂着半消化的词语与古典。诗的基本结构和语言上松散、拖沓。这些都令人感到诗人们还没有达到生命的纯净，对自身的体验尚不能游刃有余。“汉诗”作者的小诗写得稍好一些。我在前文中谈到初读“汉诗”的惊喜，不能持久。它无法顺畅地通向人的最终审美。

1986年中国新诗人在理论上发动了强大攻势，对更本质地表达人、表达世界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发出了寻找。以《非非主义》和《议诗》为代表的理论力量，分别从两个方面对这两个宏伟目标给予了描述，强有力地远离了已走得很远的创作前方。

从诗的角度说，《非非》与《议诗》的理论仅是一种战略目光。他们显然缺少对清晰的创作原则的兴趣。而布道式的宣言，又将这种不清晰的体会，表达得更加神秘。为了与传统、与流风划清界限，为了彻底地标新，他们画着一个比一个大的圆圈，企图回答自古以来的一切问题．他们的文章不仅仅是诗歌理论文章，也是文艺理论文章、哲学文章、玄学文章。所以对很多写诗的人来说，它们很可能是一个比太阳还遥远，比太阳的直径还大的美丽光环。

与艨胧诗人刚出现时的言辞默默相比，四川的这丽部分诗人更雄辩，更自信。宣言大于诗、思想大于幻想、哲学大于艺术。这无疑是具有更大野心的一代，限界更宽阔的一代．

语感

明确提出语感这一概念的是1986年的杨黎。

他在1985年的一首诗《冷风景》中早已作过首试。语感，于诗的意义被我们忽略，是由于诗长期陷于现实内容和严密的语义网中。诗人拿起笔写诗，写出第一行就抹了，为什么？我想，就是因为语感不对。

语感是诗人生命意识在语义网中挣脱的统一状态，也是生命返回语言的一种企图和效果。语感包涵诗人对词的选择，对节奏的设置，对语法关系的确立，还包括对诗的色彩、硬度（非语义性的）的选择。北岛曾说过；“诗人应该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义与人性的世界。”这段话是北岛（朦胧诗）相当准确的一次表述。他对“世界”的四个限定词，前两个是空泛的，而后两个（正义、人性）表明他很专注于诗的社会意义。所以朦胧诗人都很情绪化。朦胧诗后，我听到过的无数现代诗的追逐者们最肤浅的一句话就是：我在写一种“情绪”。再问就说不清。

由“情绪”到“语感”的变化，就是由社会化心理到纯生命体验，前者是道德、人性，后者是艺术、感觉——这是一个跃进。同时后者又加入了一整套语言意识。

从根本上说，朦胧诗人的“情绪”，没有逃离激情。因为激情往往是一种被强化了的、具有固定指向的语感。而诗人和自己、和生命、和世界，诗和诗人、和读者之间最基础的交流就是语感的传递。诗人心中有一种语感在集结（不仅是有具体内容的情绪），它仅仅是空洞的形式，需要由诗人规定词的选择范围、关系、及其强弱、冷暖、明暗，包括节奏上的高低长短，也包括词在一切意义上的对比关系。它也需要有语义变构的刺激，以此恢复生存的本真状态。

“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存方式”（维特根斯坦）。从符号学的角度说，一个词进入诗，同一个人被抛进人群后的反响、遭遇，没本质的区别。有多少种面对世界的方式，就有多少种语感的细微差别。

朦胧诗的情绪化，“正义”与“人性”，造成了语感的单一。

“后崛起”的诗解放了朦胧诗坚硬的语感模式，进入了“冷态”。总体上，这种语感的表现是：化急进为平缓、化反差为润染，化旋风为断续。其中，一部分诗的神秘色彩，就是打破了语言中的人文秩序，恢复了它本身的孤独或无限关联，从而创造出了类似音乐中声音的对比、排列一样的多种语感效果。

行为诗

反意象，是朦胧诗后最流行的艺术手段。

朦胧诗人“自我”企图使他们总是想在客观形象中（或者说在自己的感知系统中）寻找自己的“镜像”。这种建立在“移情说”和“象征”上的单相思，一旦因自我的分裂（或如梁小斌所说，是遭到世界的冷落），象征体系就解体了。

朦胧诗的主要手段是运用象征性“意象”。这种意象已脱离心理学意义，由感觉经验变为美学图象。“后崛起”诗人们异口同声地反意象，是缘于使命感在他们心中的颓败。社会默不作声的强大力量，使他们终于相信了斯金纳的行为主义观点。斯金纳从另一个角度（非内省的）理解自我：“自我是适于一些特定偶然事件的全部行为”。而第三代诗人正是厌倦那些“特定偶然事件”。这就造成了第三代诗人与传统的（包括艨胧诗）关于“人”的整个人文主义思想——自我确立与自我崇高，大相异趣。

以南京“他们”和四川“莽汉主义”为代表的诗，我之所以称为“行为诗”，就是完全打破了八十年代初诗的意象——象征结构，他们抛弃了过去的全部装饰和甲胄。充满行为、动作的诗，是对琐碎平凡生活的陈列——幻想的失意、清贫的冷傲愤慨、娶妻生子、男男女女的穷少年、酸职员生活……被他们搅拌在荒漠麻木、幸灾乐祸、知天认命和情爱单恋、露骨的性体验冷热交杂的一锅粥之中。他们对那种将诗作为高等文化提货单的高深手法不感兴趣。

可以说，第三代人走出苦闷象征后恢复了人、物世界的平等原态。

然而，他们在词的关系上虽然开创了新的语感，但行为诗仍缺少足够的生存深度。它的意义更多地指向道德观念上的转变。表现了生命无可奈何的悲观色彩。

以丁当、于坚，李亚伟为代表的行为诗人的最兴盛期是1985年。另有一些所谓的现代诗人也学着样子，结果使诗流俗于钟表匠、待业青年等现实描述的假“现代派”。

进入l986年，由艨胧诗“社会兴奋”过渡到“道德兴奋”后，行为诗的主流探索，便转向“句意象”诗。

句意象

中国现代诗由“内省”到“外感”的大转变，在一部分诗人中产生了对现代诗内部精密小技巧的疲倦。诗中的“心理结”、“情绪结”开始变为“行动结”、“状态结”。

在中国西部小城的一个夜晚，张子选坐在床上对我说，“给我一支烟／再给我一支烟”这里面包含些什么？那一夜他走后，我忽然想到庞德一这个横跨欧美的巨大意象。他用三行诗写一个女人：冰冷得像铃兰的／苍白潮湿的花瓣／在黎明中她躺在我身旁（《阿尔巴》）。他说：“他的手指像／日本纸餐巾的纤维”（《邂逅》）。如果在1976年读到这些句子我们会新鲜。而今天，意象派的这些技巧和操作对诗人们来说已大白于天下了。以铃兰（君影草）那两片湿润花瓣象征女人，显得已过于简单熟悉。这时，吕贵品写：她突然孤独／远方传来折断树枝的声音／小路长满了荒草／她向家里走去（《少女与鸟》）；韩东写：人人都在看天／活人都在看天／……男人们失了神／女人端坐在她们的椅子上／……有个现代诗人／被巨兽追逐至此／喊不出声来／回头一望／敌人全无踪影（《半坡的雨季》）。

他们在创造新花样。

诗人的兴奋点，由诗行中局部的精密设置转到对句子的整体关注，再进一步到对于句子之间关系的兴趣。即由意象派的“词意象”到达了“句意象”！

欧美意象派和中国艨胧诗人自己的身体是不怎么出场的。他们只是着力组合与感情相对应的自然景物，诗人总是躲在幕后玩弄“道具”，抒发自我。这种象征关系，导致他们诗中词汇范围的狭窄，往往局限于“花瓣”、“星星”、“月亮”、“鸽子”、“鸢尾花”及饱含情绪的各种云月花草，玩的是名词。

这一点我曾在《崛起的诗群》中认为是知识与习惯的局限。其实，这是诗的思维方式与表现方式的局限。“词意象”的审美点往往凝聚在强烈的意象词上（如庞德的“花瓣”；北岛《迷途》中的“哨音”、“蒲公英”等）。诗人只是在这些意象之间限定修辞和穿梭（如庞德：冰冷得像××；北岛：沿着××，我寻找××，高高的××挡住了××，一棵迷途的××，把我引向××，最后在××中找到了××）。

朦胧诗在意象上有两个特点。一是意象密集而浓缩，二是意象词在诗中处于独尊地位；而“句意象”则稀释了词与词之问的从属关系，将审美的空白主要设置在句子与句子之间，使整个句子产生出意象效果（如吕贵品：人孤、折树声、路荒、回家；如韩东：人看天、男人状态、女人状态、现代诗人之状态，都是使整个句子构成意象效果）。这就将意象派的一级复杂（句内复杂），展开为二级复杂（句内状态加句间状态）。“意象派”由于强化了个别词的权威作用，诗的定向性更强，把一些附属词降低为只起牵引作用的“条件性语言”。这种主仆关系，导致了词间状态的单一。而句意象由于放大了意象的范围，词与词之间就增加了更大的自由度。

我之所以称第三代诗人的手法为“句意象”，是因为这些诗具有“意象诗”的大的总体效果。那么“句意象”和一般性的叙事有什么区别吗：

1．句子更简洁、干净、单纯。诗人以处理词意象的类似手法简化了繁杂修饰，使句子增加可视性、动作感或色彩与节奏方面的特殊效果；

2．由于对事件、动作进行了超简单化的处理，（选词、色声形的强化），使整句诗有了某些象征性或暗喻效果。由于“句意象”的叙事、状物，并不是为了表面的效果，所以诗人们从不直接抒情。因此“句意象”更像“意象诗”。

回到前面，张子选说的“你给我一支烟”是一个动作，也是一个事件，也是一句带有授受动词的双宾语简句。那么分析起来，这个句子是减少到了丰富的程度：如同一个导演处理文学剧本时的“增补性想象”一样，句子理所当然地省略了背景（时间、地点、气氛，环境杂物），因此反而增加了想象空间。这是诗区别于小说的常识性作法，句中省略了一切修饰：什么我？什么烟？什么你？表情、用意全略——诗人需要的就是一个单一事件，一个单一动作（而不是朦胧诗人一定会作的处理：强化烟，以烟去象征什么）。接下去：“再给我一支烟”——构成了动作与事件的重复：你从句子的意象重复中可以感受到“重复”，也可以感受到“强加”，也可以感受到“非给”“非烟”“非接受”的荒谬，也可以感受到事物、世界的呆滞、机械、不可更改的威胁。等等！如果说象征，张子选是以一个句子去象征，而不是死盯住某个词。

从对人生命的体验角度，读者会从这些麻木、呆滞的叙写中感到世界的冷漠与人生命的平等共存，证明人对它的不可干涉性．这种冷客观的简化，扩大了人与外界的接触和联想，增加了其间的“空白”。

句意象的“空白”有两层：句中的，与句间的。句中：如吕贵品：人为什么突然孤独？树枝为什么被折断？韩东：人为什么看天？男人为什么失了神？这种空白不是语法或语义上的断裂，而是意念上的空白，感觉上的空白；句间：如吕：人与声音、草之间什么关系？韩：人与人与巨兽与无声无影什么关系？他们在句子与句子之间，即状态与状态、动作与动作（而不是词与词）之间留下空白，诗人对事件的关联拒绝说明，也在事实上否认因果：不知道！它十分适合于第三代诗人对人类生命与宇宙关系的态度：复杂性、不定指性、不可解释性、神秘性，我认为，这才恢复了人与宇宙平起平坐的原态关系。

性意识

“性意识”的涌起，是八十年代中叶，中国现代诗一股骚动的风暴。

显然，这一业已出现的事实，不仅令权威者们愤怒，也是他们不齿评论的。我仍然希望超越这些顽强的道德恐惧。我在《禁地的沉沦与超越》中写得更详细一些。

如果以1984年万夏的一首诗作为开始的话，显然并不完全真实。偌大中国，最先蠢蠢欲动的先锋已经早被淹没于峰涌而来的大洪水之中。万夏的诗只是更露骨更典型一些。他对一位老诗人当头喝问：“你们裤裆里都是些什么东西？！”之后，青春正旺的现代诗人们互相助长勇气，对中国几千年的无“性”文化和无性诗歌进行了宣判。翻开任何一本诗集，可能都会使你痛感那道幽闭的大门已被冲开！

中国理论家们所敬仰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00年前的那句话，我从未看到过在中国被引用：“我不能不指出……一读弗莱里格拉特的诗，的确就会想到，人们是完全没有生殖器官的”。我想，这个思想，中国读者多少年前就会痛感。在中国这块繁殖力极强的土地上，中国人丧失生殖器官和生殖欲能已经多少年了！

在诗中，在最具人性的文学之中。性，在中国人眼中历来是伤身、乱世、害国的祸根。但显然，今天的人们已经不应该从道德角度进入诗。在生命体验背景上出现的诗人“性意识”觉醒，只能从生命的本源中去理解答案。

性意识，即对“性”的觉察、确认和体验。包括对人类“性机能”、“性关系”的正视，对“性”的权利的珍重与保卫。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现代诗坛，它被诗人赋予了以下的意义：

1．由于弗洛依德性学说的传播，诗人对性的认识与体验，意在于对诗人自身生命活力的证明与赞美。性，作为一种生命的高峰体验，使追求生命全面启动效果的诗人迷恋。

2．由于现代诗人对世界危机感的认识，“性”，成为诗人与这个世界之间仅存的最单纯、最美妙的关系之一；同时它的这种确认，也带来了对现存道德与世俗的批判．

3．超越自身，诗人寻找“性”与人类历程的文化联系，意在揭示这一心理想象的内在思维形式与神秘直觉。

就具体创作来说，朦胧诗后，性意识之于诗，大致出现以下四种形态。

A．以杨炼为代表的原始生命力和原始的性意识的体验。它将“性”作为一种文化与文明的现象、一种传统的内在因素，在诗中对整个人类的生命力给予歌颂。

B．以吕贵品、翟永明、唐亚平为代表的社会型“性”状态观照。其中，如同阶级论者以生产关系分割人群一样，以吕贵品为代表的青年诗人，以“性”划分与区别人类，从而在1984年后，开了男人、女人诗的先河；翟永明、唐亚平、孙桂贞等女诗人，对女性的性心理做了诗的展示，也对社会道德对性的侵入给予了揭露。我愿意申明的是：翟永明、唐亚平分别先、后写于l984和1985年的两组诗《女人》和《黑色沙漠》，成了八十年代中期女诗人最饱含性意识的优秀作品。在以上限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大陆诗坛三十多年来双峰并峙的突世之作。这两团女性意识的风暴，从生命内在体验上渲泄般地冲击了性禁地。但是，他们显然受到了美国女诗人普拉斯的影响。

C。男性意识的强化与弥漫。它直接地成了朦胧诗后第三代诗人们歌颂自我生命的直接方式，在“莽汉主义”、“特种兵”、“霹雳诗”中有较强的体现。

D．直接的裸露式“性体验”。包括众多油印诗集中对性差异、性吸引、性动作、性感受的直接或象征的描写。

这一时期里，“性”的揭竿而起，给中国现代诗带来了最真切的生命骚动，它使生命体验更加丰满与完备。性意识作为生命的因素，复归于诗，使中国诗歌中道德色彩极强的爱情诗，显得僵硬与灰暗。它鲜明的生命色彩与灵肉直觉，从整体上超越了传统的道德批判和市民意识，也力图超越当代中国的艺术与现实允界。

由于长期的禁限，也由于强大的风俗力，相当多的诗，对“性”作了裸露式的直接处理，这是社会批判意识的变相表现。它说明中国现代诗人还无法逃离这种冲破社会道德后的兴奋。相当多的诗人对性的理解，还没有完成由道德体验向纯粹生命体验的演变。然而无疑，我情愿压抑掉审美的不满，高高赞美这道德与诗的生命觉醒！

新时空下的朦胧诗人

法国新小说批评家吕西安·戈德曼在评论罗布·格里耶时认为，优秀的作家应该创造“一个其结构与产生作品的社会现实的基本结构相同的世界”。这一点，对于诗人来说，就是要求他所体验的生命形式具有超现实的真实，即与他所处的、所理解的时空和文化首先达到“同构”，然后，再给予其以新秩序。

因此，我仍然要强调朦胧诗人艺术上的力量。包括他们与中国真实的同步同构，他们的灵气及他们仍在经历的个体精神苦难。

中国，处在这个星球最复杂的时空方位之中。中国人，中国文化人，近百年来生存在远比西方社会多得多的吸引、牵制、压抑、困惑之中。我一直对中国能够产生本世纪第一流的诗这一点寄以希望。理性强大的欧洲，曾写出过《神曲》，也造就了《荒原》，但无法把更深的苦难与更美妙的灵气贯注于诗中。这就是我们东方未来的骄傲潜力。

今天的人可以嘲笑朦胧诗的启蒙与人道色彩，正如朦胧诗人嘲笑前人。但朦胧诗人自身与社会深、表层的真实同构，以及他们身心中的文化积淀，却给予了他们的诗一种真实。他们内在深深的苦难感，代表了一段时间内中国最失眠的心理因素。今天，他们中的挺进者，已不再属于“朦胧诗人”的范畴。北岛的诗已由早期的启蒙主义基调过渡到“实存”色彩很强的阶段，人们预测他的第二本诗集将有更加孤冷的深化；江河、顾城、梁小斌至今生存于意念与个体实际存在的巨大反差之中。大概朦胧诗人中直至现在，也没有几个人过得神肉全面的舒服，如梁小斌，如江河，如顾城，如王小妮（当然不排除有混得不错的个别者，历史的罪伐和光荣总是各有承当）。生存的持久磨难与内心的痛楚，使他们足以持续诗的状态。而第三代诗人在个人生存的信仰上总是难以克服与享乐和谐一致的愿望。他们中很多人无法像艨胧诗人那样以诗为命。对于一些诗人，诗仿佛是一种季节性的副业随手千干而已。他们总的说来更热衷于“披头四”式的朋友聚会、联合行动、写信、发布宣言，能发表作品混得稿费也不错。的确，诗人也许没必要和正常人太不同，弄到无法正常生存的程度。但我们应该充分尊重诗歌独特的感觉方式、思维方式，从而导致与常人部分相左生存。

也许，历史已经决定了艨胧诗几位主体诗人这样的命运——在青少年时代充分地经历了“文革”的苦难，成年之后又失去了接受正式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些都成了艺术创新的契机。而第三代诗人有一半以上出于优越懒散的大学校园。我感到梁小斌、顾城仍是当今难得的具有特殊感觉的诗人。我读到不久前江河的《交谈》时，感到这“老家伙”冷惨的内心。

几年来，杨炼保持了创作的承接性和前冲力，对“整体主义”、“汉诗”的理论与创作产生了不可否认的影响．我指出：他宏大的企图与实际的个人潜能，还难以达成一致。但杨炼确是很努力地在以下几个方面刷新传统：A，试图粉碎现代与远古、个体实存与文化遗传之间的物质般阻隔，将现代人的苦闷意识注入到原始的庄严感中；B。试图粉碎现存的凝固化了的汉语秩序，开创浓缩意象组合的独特语言；C，试图将结构主义因素引入诗歌，尝试现代史诗的结构方法——但至少目前，我不能同意有些评论对他的诗解释性地拔高和带功利色彩的评价。而第三代的很多朋友对他又过于残忍和苛刻。作为评论者，对这类“文化空间诗”的创新倾向，我表示欣赏；但作为一个写诗的人我觉得很隔远，很空洞，很虚弱。从根本上说，杨炼是很理智的．我愿相信，他的创作有资格进入中国现代诗的史册，他毕竟是朦胧诗后唤醒东方意识的影响最大的诗人。

王小妮始终是我所喜爱的、一位具有灵性的自在诗人。在中国现代诗十年间的跨度中，王小妮一直保持着第一流诗人的气度与个性。我想，这也并不仅仅是由于我作为对妻子的特殊了解与评价。自1983年起，生存的残酷渗透，使她的诗增加了人的善恶意识。1985年后，她的诗由质感的人文进入了冷漠的荒诞。1986年中起，呈现了神秘的平静。她以递进的姿态跨越了两个时期。在语言的操作上，始终保持了自己的艺术滋味。我知道，诗，是她生存中与外界少得可怜的接触点之一，是她这个人的支撑与希望。在今天的中国，为自己一个人写诗的人已经很少。

梁小斌仍写得孤乖，他特殊的感觉总是淡美。无可逆转的是朦胧诗高踞一统的局面早已过去。在1986年，除杨炼、王小妮、梁小斌仍足以与第三代诗人的优秀者一起站在现代诗的潮头之外，绝大部分朦胧诗人在数量上已被后起者压倒，质量上也失去了光彩。北岛逐渐变成了一颗遥远的冰冷太阳，舒婷再也没有跃出过她自己的地平线。不管人们如何留恋，朦胧诗人多半已成了完美的古董。它无力领导新潮的事实，几乎没任何人反对了。

作为朦胧诗的参与者，我清楚地感到自身在这个艺术翻滚的年代里的位置，包括我的自信、更新与局限。我无法放弃对朦胧诗几十首经典作品和几位经典诗人的怀恋。我还书面地爱着他们。但我无法不把目光投向以雏驹的姿态向前方奔去的第三代诗人们，我肉体地为他们的开创感到舒畅。他们覆盖了今日的现代诗，但还没有在艺术和美感方面征服人们。他们必须清醒，身在其位的现任法官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法官。

历史总是无可救药地不完美

1986年，当哲学与理念对诗的局面感到振奋时，美学与灵气对它却绝不宽容。

在充满了勇士的1986年诗坛，平庸之气一直浮荡。造成平庸的两个因素是：理性化与奴性化。

理性诗要害是，对世界性、西方式、流行式诗歌主题的摹仿“体验”。无数的诗，哪里都像，就是缺少骨子里的灵气，缺少透明。

奴性是指诗在一个阶段里向生存实在的艺术投降，是指对充满神秘、荒诞、冲突的生命环境的平庸罗列和歪曲，是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简单追随。与惑然常在的诗人相比，这不是表面上“严肃”与“玩闹”的选择性区别，而是具不具备驾驭深层文化的素质，具不具备诗人苦难而博大的自在生命。

装腔作势和平庸，成为当前现代诗中的弊端。众多的新诗人，可以越过朦胧诗的哲学界限，也可以偶然地写出几个漂亮句子，或几句冷酷的宣言，但就是产生不了令人倾倒的好诗。

也许，善意的“现代诗群体大展”将无数急于成就的青年，引向了更加非诗的兴奋；也许，由于一次无情的广泛碰撞，它促使一些人放弃对诗的理性设计而去默默修炼；也许，让人摸不到头脑，四下里漫无边际的鼎沸，终究须要有一次坦露，从而成为严峻批评降临的契机。毫无疑问，真正的批评要敢于切割滚烫的时尚。然而，眼睛盯着理论，或被评论（无论高明或拙劣）所左右的，都不会是真正有力量的诗人。

批评的功能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社会化的外围调节，对于孤独的诗人来说，完全是身外之物。推向极端地看，批评——就是在全体涂诗的人一律成为诗人之前的那么一点儿喧哗，而且这还是最好的批评。我说过“艺术从无引导”。在片面、武断地坑害艺术时，给艺术带来一点儿揭示，就已经是很不错的批评家了。

归根到底，诗人绝对孤军一人。任何结体与聚拢都是短暂的、虚假的。艺术家永远只能依存于自身。充分的“自在”（非黑格尔用语）性。自觉、自悟、自发、自抑、自戕，一切都基因于生命内在无可解释的潜意识储存。诗人的一切接纳（通体的接纳），都是下意识中的接纳，都是在意识深处具备了超度可能时的点化。同样，诗人内在质量的释放、思维的编织的最佳状态，都是一种无形柔力作用之下的产物。它的悲剧色彩在于无法摆脱意识的强力牵引。真正优秀的艺术品只能是在这种刚柔相济中形成。中国长期的闭锁，诗人在本质上的干瘪，使外在意识（理论与批评）的启蒙性侵入，具备了一定的合理性。书，作为一种流动的文明；功利，作为肉体和艺术活下去的法官（这种存活愈艰难，它的权威与引力便愈大）——极大地破坏了中国艺术，包括中国诗人的自在性。所以，追随时尚，自我世界的浮动与混杂，就成为巨匠的扼杀者。

1986年新诗革命宣言倍出，理论倍出，导致了对生命与语言的大探索。说实话，也导致了一种美丽的时髦。相当数量的诗人并非真痛苦真荒谬真神幻，而是被时尚指引，于是，这种“体验”对个体来说，就是在印证一种虚假的存在，成为一个巨大的设计好了的共同游戏。

因此，我说，第三次体验的意义在于它催生了新诗史上一株最充沛、最繁茂的大树，它枝叶夸张，而诗的果实多是青涩的气体。

我久久无法明白，我内心期待的究竟是什么？无法排遗的审美空寂，是由于我对现实的独特体察，还是由于我陈年的麻痹？无数道貌岸然者对1986年诗的诘难，并不能增添我的自救。也许是，朦胧诗所造成的划痕太深了！也许我们无法超越这个国家？也许我们无法超越自身生存的狭隘年代而无法充分接近诗永恒的尺度，也许永恒的尺度本身就是蜥蜴一节一节不断脱落的尾巴？

表层批评家最大的悲哀就是赞誉他所能尽量看得到的井底天空。然而他的另一种悲哀的可能，就是把赞誉本年代价值的机会不负责任地留给后人。我愿我能听到那遥远的回声，逃离当时的兴奋，我愿永生地与危机意识同路，在一片完美中把缝隙和裂痕指给自娱的人们。

感觉真实地告诉我，1986年诗坛上缺少高超的诗人和诗，“86现代诗大展”后一段时间，我看不下去诗，当你懂了他们几个套路之后，你就觉得非常平庸与虚假！——写西方味儿诗的人是在写哲学，写无聊的自言自语；写东方的人（包括杨炼）是在装腔作势地唬人。我有时真感到中国缺少才气。它隐藏于广大兴奋后的忧虑是，这一年时间多半是只能算中国现代诗分组开会大讨论的年头。冷酷无情地说，这是一个众目瞩吩诗歌巨匠，也确产生了无数急欲崛起者，而终无法造就真的巨匠的年代！这也许是一个命中注定的阶段。朦胧诗人将诗的创新意识强烈地注入社会，引发了一次诗的遍地革命。这就致使诗人们，在破坏诗的外部原构时，忽略了自身的修炼。“文革”十年的文化断裂，导致了一批更年轻人们过早地自愿承担了他们无法承担的使命。他们在内心里至少将中国社会向前推进了二十年。诗的旅行者们看到了光辉新鲜的目的地和前进方位，但这与他们充分其实地置身其中还相距甚远。这种悲剧还在于：很多人甚至不是在自身的行走中领悟到和看到自身方位，而是从书本上，从地图上聪明地认识到的！虽然不排除个别优秀诗人们在跨越这个年度，但人们仍然固执地认为1986年现代诗坛是理智探求的一年，是宣言大于诗歌的时刻。

也许历史总是如此无可救药地不完美一一如果他们完美地具备了一切，包括具备了丰盛的传统，那么又怎样勇敢地打破一切前行。

我再一次理解诗

诗，是一个不断翻新的谜。

1986年让我再一次理解“诗”的本质，更准确地说，是这年头提供了一种理想幻觉。在对诗的理解之路上，一层又一层的思维潮水，退而浮生，使我们一次次兴奋于新的路标，而永无终点。我们一生将处于对诗的不断更新的体味之中。

诗的本质，是外化人类精神生存赋予给这个物质世界的意义。它的唯一源流，是诗人对自身生命的全息文化体验。诗人以流贯万物的意念组合成意识的屏幕，并以这个切断一切历史与现存的屏幕，浮现并重新组合他感知到的全部宇宙元素。诗人探寻一种实现人最本质要求的意识秩序。他不动声色地在自己的意识秩序中解脱人，展现人，恢复和创造生命与宇宙的关系，给这个不可挽救地按照功利前进的世界以一次次的机会，可能与希望。

诗是对世界的高速粉碎与组合。它敏感的神经质，表现为意识的裂变。诗人与小说家的区别在于他捕捉、感受、放射的是诗人生命的闪电。人们要求诗人义不容辞地传达生命颤抖的片断，而不是小说家掺了假的水货长链。在这个意义上诗人愤世嫉俗、不可救药地要求独占文学的桂冠，并以最少的翅膀飞翔。

诗，作为艺术最尖端部位的依据是：诗人并非压抑而是努力放纵潜意识对表意识的侵入，并着力训练与指使暗无天日的潜意识魔鬼给予意识屏幕以无形操纵。因此，诗的闪电意识难以理喻。它不可论证。

诗人以整个身心淹没于自身的生命感觉和整个人类的文化意识之中。诗人的质量，在于他与生命与文明的充分接触程度，在于他粉碎这个世界、放射自我生命的力度、速度和透明度。对人类生命理想的设置，即意识秩序的新颖、独特、完美及其对于人类整个精神历程的启示，是衡量诗人内涵的第一条件。第二个条件是诗人的这种意识秩序与诗本身的充分和谐，即诗、诗人与语言、文字的默契。

诗人感觉到世界的头一个错误，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语言的错误”，这是诗人纠正这个世界的原因与结果，起点与终点。在把意识能量转换成文字的时候，诗人必须重新洗刷语言符号所沾染的一切社会的、政治的、道德的侮辱，进而选择这些符号的新秩序。选择意识的独特的形声状态。

生命体验的无限可能和无从预测，成为诗人永恒的悲剧。残酷的理由是，他用来体验的工具与体验的对象，双双同是：人类至今仍无法洞察的巨大谜宫——人的早已被暗中限定和不断被限定的、人与人绝不等同的知觉系统。诗的极光，在意识天空的呈现，不可理喻。但诗人对它的要求却是“一下子”将人通体击中！诗人终生厮守的敌人是语言，它以社会赋予的巨大弹性折磨诗人，无限柔软无限坚硬，它如同月宫中吴刚斧下的桂树，斧子刚刚抬起，它便平整如初。

诗人的想象，是打动自己、在意念上拯救万物的唯一方式。以意识闪电的轨迹，建设一个新鲜、和谐、透明、独到的精神空间，是诗人的终生理想。毫无疑问，诗人、诗面对的是正在实存的世界及其后面无限长久的漫漫历史。诗人不对过去负责。诗人把“使自己生命本体成为最楚楚动人的读者”作为第一个愿望，这是他之所以做和之所以得以做的原因。诗人也要求历史、现实和茫茫人群对他的这种不合世俗之道的迷狂给予理解，宽恕，不宽恕也可以。

按照上述理解，我在努力搜寻着第三代诗人的艺术磁力。

纵观全局，第三代诗人已经取得对朦胧诗的胜利，最起码在数量和声势上淹没了历史，如同艨胧诗的崛起一样，“后崛起”的成功，不仅仅是哲学意义上的开阔。作为一种艺术潮。流，是什么使他们在二、三年内吹荡了全局？在朦胧诗已成为中国许多文学青年的哲学、美学意识中不可欠缺的年代里显影而出。他们艺术上的磁力究竟是什么？我原谅他们的是什么？他们的艺术何以最初感动了我？

1．口语化。

口语化，是第三代诗人亲切的笑咪咪的脸谱与外套。他们把梁小斌、王小妮、梅绍静、黄永玉等所作的努力推进了一大步。这对读者更加亲切。

促使我在深圳这个容不得完整思考一个夜晚的城市里，夜以继日地写这篇文章的，绝不仅仅是什么责任感。我是在多少次被他们的诗打动后才兴奋的。我必须承认，他们在推翻我内心中的殿堂，我在那些被推翻的时刻深爱他们：这是前所未有的平等艺术交流。亲切、平和、轻松，如同读马原的小说（虽然有一点饶舌）。这是对文以载道的正襟危坐的文学观、包括对朦胧诗锁眉深思的沉重感的反叛。这正是现代人、现代艺术简沽、轻松的倾向。说到底，人们并不是为了憋得满头大汗才去读诗的（以艰涩著称的艨胧诗，它的兴起也并不是因为走谜宫的乐趣吸引了人们。其风行一时，也是由于当时的青年只须一目十行地用眼睛一扫，就觉得对味儿，就兴奋。不懂和费劲儿的，是那些无论怎样读怎样想都生气，都不懂的人）。时代心理共鸣的本身就可以造成美感。

从文化的客观状态看，文化革命后，中国社会的文化已无法避免地分为两大派。一是以京剧、国画、书法、民歌、民乐、古典诗词、曲艺等古典及民族艺术为代表的文化系统。它以深厚的儒理传统为根基，以残存的、落后的小农生产为背景，以越来越减少的旧知识分子和中老农民为追随者；另一是以电影、电视、现代诗、流行歌曲、迪斯科、时装、广告、抽象画等为代表的现代文化系统。这两种文化在中国的碰撞、并存，将构成中国社会数十年的心理波澜。中国人无一例外地正生存于其中，生存于它们之间的对比、竞争之中。毫无疑问，现代文化系统将日愈一日地强化自己的功能与机制，把更多的青年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而这种文化带来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又反过来形成循环回路刺激现代文化、现代艺术的发展——这是一部一旦制造、一旦引进、一旦发动，就无法熄灭，无法扼止的机器。并且最终将全部人类卷入其中的旋转。中国现代诗的兴起、持续与发展正是在这种文化的大背景中。

“后崛起”的诗潮以较之朦胧诗更强的简洁、轻松和享乐感获得了一个省又一个省的传播与胜利，正是现代文化系统对于古典文化系统（就算包括对于正襟危言的朦胧诗）的侵入与胜利。

2、反激情。

在世界面前，他们表现了格外冷酷、恬淡的心绪。理性、激情、狂热的消退，使他们的诗更接近一般人、现代人的内心状态。也就是达到了一种更不加修饰的真实。这种“纯艺术”的状态也是中国长期背弃世界的反作用结果。过浓的政治气候，常常可以使人一下子就进入到为艺术而艺术的天地。于是，“不深刻”，就成为人们对第三代诗人的最大的诘难。

在眼花缭乱的现代生活面前，他们表现了卓越的简化能力。除“整体主义”和“汉诗”等诗人外，第三代诗人的作品多短小简洁。强烈的可视性画面感，证明了他们有一种化繁为简的直觉！对人物、事件、环境的陈述。多简瘦不冗。这是他们内心的专注的表现。体现了中国人几十年来艺术力的增强。

3、反理性。

如同全世界的哲学一样，唯理主义溃败，经验主义、直觉主义、实用主义抬头，全世界的内省精神抬头。他们对老庄易经的兴趣，并非宗教、巫术的笃信，而是追查那种观察体味世界的思维方式。不是宗教的克己爱世，也不是怀疑论者的爱已恨世。他们更不欣赏朦胧诗人那样要求一个给人以狂热、愤怒机会的世界。

这是中国诗人最失去理性的年代。他们以一种类似自然界的物质关系对应人与世界的状态。万物怎么存在，他们就怎么点头同意这种存在。如同正视与同意人的一切机能、权利、社会的一切合理与不合理的机制一样。他们漠视一切，就像他们爱一切、恨一切一样，他们有一颗缺乏任何英雄企图的帝王之心：绝对自轻，又绝对高傲、自信。这是大彻大悟而又充分迷惑不解的一代诗人。这是充分地放弃逻辑的一代诗人。他们以诗逃离组织好了的世界秩序，也逃离被充分组织好了的自我生命。他们唯有以诗来对抗千篇一律的思维结论。这一代超现实诗人们毫不犹豫地认为：唯理主义对世界解释过的一切显然不是人类的全部胜利和功德。一个广泛存在着差别、变化、运动、吸引、遥感的世界在诱惑着他们。在这以上的意义上，他们把这个被固有理论习惯和符号习惯所凝固的世界称为疯人院，而想象自己是唯一正常的人，或者反过来！他们以静态反动态，以神秘反清晰，以多元的相对思维，反对一元的线性思维，以世界的可幻性、可塑性、可创性，寻找人类新的心理习惯，寻找万物的非现存状态。这就在哲学上彻底地站在了反理性主义一边。

4、现在时。

换一种角度：即脱离我们对“深刻”的人文主义理解。深刻，是什么呢？一位美国批评家从“时间”的意义上对“深刻”做了解释。他说：深刻，只是在“时间”的意义上造成了一种对比、一种跨度和一种连接。这对于解释我们中国人内心中的那种沉重、深刻的“历史感”、“使命感”是十分准确的。

而第三代诗人的作品，永远是“现在时”。’韩东有一首诗《大雁塔及其它》，大意是：你上了塔，又下了塔。你想往下跳，结果没有跳。你走了，塔还是塔——深刻吗？不深刻。或者至少是表面上显得不那么深刻。这首诗与杨炼的同写大雁塔的诗：“我被困在这里／已经千年”的辉煌、沉痛的历史感相比，哪一个更深刻呢？

究竟是他们的诗“不深刻”，还是我们关于“深刻”的标准太肤浅？

这是将诗的豪华褪尽的一代，是想把地球看透的一代，是舍不得激情汹涌的一代。

5、幽默感。

我们是一个严肃认真、坐怀不乱、不苟言笑的民族。幽默感似乎从来是泼皮、破落户和洋人的特点。第三代诗人逃离了象征之苦，以诙谐、轻松的姿态直面并不美好的人生，发出了看不见的笑意。他们的幽默感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悲酸的诙谐”。“与天斗，斗不过；与地斗，斗不过；与人斗，更斗不过！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吗？！”（《撒娇派宣言》）。我们不明白，时隔数年，艨胧诗人惨烈的呼叫和沉思应该说还不会从第三代诗人的内心退尽。他们如此平静，表现了这一代诗人对自身生命和感情的轻松把握。这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美学。幽默感的产生，是对于事物给予多角度理解与驾驭的结果。这是一心往死胡同里钻的沉重的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来难以做到的。

第三代人的可恨，到了近乎可爱的程度。我读他们的诗，常常忍不住笑出声来，而过后久久地酸楚。我非道德地喜爱他们诗中的人物，喜爱那些生命表现出来的活力、情趣和不乏素养的体味（蓝马：“茶开始特殊地停在那里”）。他们随意性的创作，一部分因素是由于对意识之门的放纵，即对潜意识的开放与宽容。他们写诗，绝不会有朦胧诗那么多使命的负担及语言的“格律”。于是他们以一种全新的潇洒风度赢得了向往于潇洒的青年．“反艺术”的主张与实践，使无数反感于艺术旧序及艨胧诗高深手法的现代青年无师自通地倒向了新艺术。

6、丰富性。

诗，已经悄悄地换了一种口气、一种姿态．需要启蒙的时代已随朦胧诗而去。千千万万的超级念头、超级心理，浪潮般地涌起。他们写上班、喝酒、解大便、父亲走路、大人物打牌、上厕所、被女人打耳光、单相思、聚会、窝火、憋气、没钱、市长爷爷万岁；他们也写天葬，写卧佛、写太极、写八卦、写易经、写洪荒远古，写看不见摸不到的自觉自悟”，一切都仿佛天经地义，不怨、不怒、不判断地活着，或者带一点幽默感地笑一下。我想起一位诗人写过的那枚“变质的月亮”。世界就是这样，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又大又圆，他们也阴晴圆缺，可就是那种光芒总让人感到是种变质的桔子发出的。对一切的迟钝、蔑视仿佛巳成为一种时代的心理习惯。幻觉、意念、直觉、通感、象征、变形，仿佛已成为一种时代的常识性的艺术习惯。

世道变得多么快，艺术变得多么快。五、六年前，我在《崛起的诗群》中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做的鼓吹与解释，今天看来，就像是高考补习班或电大函授。

世界不可能仅仅是神秘的自在之物的麻木组合。人的自我意识在其中的位置与作用呢？他们会说：变成一棵草、一根石柱、一次疟疾，就是不要成为关系的总和，不要成为上帝和绝对精神，不要成为“诗人”和“文化人。”他们渴望优秀理论家站出来描述、揭示他们的愿望终于破灭，他们决定自己试一试！结果当然是令理论家们惭愧、昏然，当然更愤怒。

十年，比写十首诗一样快速而去

令批评难堪的时刻来到了。分道扬镳的时代来到了。苦难无法推迟未来，诱惑也无济于阻障。诗，坦坦然然地一行一节地走着，我还用说些什么！

失去一统标准的好处，是大家可以互相心安理得地各走各的道路相安无事。像朦胧诗那样统慑全局，一扫天下的局面，活着的诗人很难再次面临。简单的赞同或反对，无法轻易地代替判断。困惑，袭击着清晰惯了的人们．大变动的时代，需要忽略平庸者与附和者。需要警世的目光！需要这种目光给予万杂丛中的先知者以应得的光荣。谁能在滚滚流俗中看见诗的尖锐之光，谁能在茫茫之作中找到最卓越的萌芽之人和最卓越的细小未来？

孟浪、韩东、翟永明、唐亚平、杨黎、蓝马、万夏、于坚、李亚伟、默默……正在向本时代释放才气。欧阳江河、石光华、宋渠、宋炜等仍在顽强地调正着生命，呼唤着体内的东方名字．周伦佑、蓝马、石光华、尚仲敏等理论家的努力，都正在给予今天以新的高度。而朦胧诗人们还很年轻，他们仍以优秀的诗人存在于现代诗坛。

可以预测：中国现代诗的巨匠，将在这些活着的青年们中呈现与成长。但1986，仿佛是一个注定了的丘陵翻滚的年代．历史要求优秀的诗人以自已几十年的思维长鞭挥拓卓然于世的精神空间。

艰难，在每一个细胞里阻碍我们。我痛感：中国诗人缺少给世界以秩序的意识体系，缺少不为世人所动、不为荣辱所趋的高做孤独。我悲哀地看到：现代诗坛也正在产生无数的制造商和工匠。无数文化积淀的理由、甚至经济结构上的理由，使内心仿佛一片明净灿烂的诗人们，仍留着一双小眼睛偷偷关注“行情”，关注自己可怜的尺功寸利得失、追逐报刊追逐传播追逐共呜。我常常感到，这反证了一大批已写出的诗遮掩不住的虚假性！静近诗坛，当专注于生命、语言的诗人已听不到身边讨伐者喧闹的聒噪时，他听到了自己内心无法忽略的杂音。

现在是一个开始！中国人总是开始开始。也就是说我仍在固执地期待。

我仍然坚持认为：当今中国是世界范围内的意识最丰富的地区。诗人们，在一天一天地虚度宝贵的时空．压抑、焦灼、异化、幻想、期待、破灭、忧虑、觉悟……围剿着我们。我愿残酷地指出：诗人们在招摇过市！中国，目前是“现代主义”艺术的最佳时空。中国前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在朦胧诗后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就过早地转向了它的一部分反面（类似“后现代主义”和“现代大赋”、“卦诗”等在中国的出现，仍然有着粉碎传统格局的巨大意义。反秩序、反诗，仍是现在变革秩序、变革诗的必要前提。包括上海的“主观意象”——吴非的“纯文字游戏”主张，在今日中国诗坛，也具备特定时期的“革命”性。这一切，是公正、平等的艺术探索的氛围、局面形成的良好前提，而这种良好氛围与局面，将会有利于优秀现代诗和巨匠的诞生。我再强调的一层观点是：任何良好的氛围，与实际产生出举世公认的优秀作品是两回事）。

我仍希望看到朦胧诗直面现实，又超越现实的优秀传统被下一代诗人继承——具备艨胧诗的质感，又具有行为诗的可视性、淡白，又具有汉诗内在思维的灵气，这三者可能合成一股最有希望的潮流。中国人能够写得出来的最好的现代诗大部分还没有被写出来！

我们缺少通体于诗、能安心潜然若干年不急不躁的孤独诗人。我一贯鄙视虚假者，我无法不在这文章的最后指出：成群结队、吵吵闹闹地就走过去的人太多了！摆开艺术家的架式唬来唬去的人太多了！中国历来是流俗浩荡的国家！横卧文坛、指手划脚的得势者总是周身本事的庸才子。而想得势的人的数量又总是偷偷地在增加。

然而，今天中国诗的主潮，无论如何已经走到了这样的地步：它无法不把二十世纪后半叶国际诗坛的最高点，作为自己的理想参照。而这中国，这内心，又太复杂、太不安、太迷人、太神秘，太嘈杂——这是痛苦的全部．

终于这些年，人们把诗人也看透了：让他们去写吧，真正的诗人无意于物质地改造现实，只是空玩脑袋而已。

让他们去玩吧！

深圳吞噬我！日子，一天天流血一样地逝去。在1986年8月我写完了本文的上篇后，这一连5天，我伏在这桌子上，孤独地追逐我涌杂的断想，以至1986年的这一大部分就直接一古脑地写在稿纸上，无纲无领，信笔游思。重复、矛盾、迷蒙究竟留给谁呢。

原载《文学研究参考》（内部）1988年第6期 《鸭绿江》1988年第7期

1986．11．24 深圳 徐敬亚

 供稿：原作者 | 责任编辑：牧 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