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敬亚：圭臬之死（上） ——朦胧诗后

 而道路弥漫，我早已没有兴趣第二次“郑重地”提醒诗人和评论家们的注意。我仅仅是我。我的目的仅仅是我要“走过去”。因此这道路并不献给那些根本不想涉足的人们。

 圭臬巳死（当然！含义仅仅指往昔一统的艺术准则与法度，并非一切标准，也并非如人死去那样一消全亡——对于不想在此找到我鲜明含义的，我的沉默代表一切。这种偏颇的真理和夸张的表述，是我的性格。我在下文将不再一一注明或自圆）。

 我们重建秩序，我们目光相对，我们流通要点。

 变异、交混、厮打、突围，已成过去。残留下的欠缺与遗憾，已被创造的欲望和内心法则所代替。诗歌系统的分化使大家陌如路人。时代正遂人愿，简单的胜利和失败都不属于任何人。传统已收割了一切光荣，耻辱留给了难堪的回味。

 未来太沉重！我将永恒地将自己推入到幼稚的人们一边，我将追逐能够战胜我智慧的人。我愿意将欢乐、沉闷，固于本系统内——即中国幼小不安的现代主义诗歌。与那些复印往昔的人相比，我们永无宁日。

 就是说，我们需要的并不是纠缠，而是建树。我们不是为了领取赞同的目光，更是为了自我梳理被抓乱的头发并确认方位。

 因为无疑，诗永恒面临选择。

1979——1984：朦胧诗的一页即将翻过

 以37年为计，中国诗史和文学史最嘈杂的一页我曾逐字读过。

 被称为“朦胧诗”的怪胎，自1979一1984的六年中，在每一位中国诗人的心腹中踹动。朦朦胧胧的迷团，曾以巨大的引诱和疑虑，撩起了每一个在本时期内参与文学与诗的个体者的原动，环绕其身的大面积兴奋、狂迷和惊愕、愤闷……对我们这个无暇于艺术的国家来说，已经在回忆中成为一种奢侈。我们是有幸走出僵死麻木，又再陷困惑跋涉的注定一代。

 我决定使用“艨胧诗”的概念。正如电流“由正极流向负极”法定的古老错误一样，这个远非艺术的偶然指代，以其形象性的广泛流传，已无法恢复。我们没有必要绕开一个被公众误赠了绰号的人。也就是说，我已愿意接受这个绰号中暗含的部分贬意——时间使人们逐渐看到了近距离无法发现的局限。这个曾经多么了不起的家伙，它代表的那种美丽，已经略有暗淡。我今天看，它的历史地位确有新旧交混的、朦朦胧胧的启蒙意味。

 启蒙，永远是中国最伟大的词汇。

 如同一个斗士，朦胧诗在六年中几近辉煌地在我们古老的国家取得了凌厉的崛起胜利。一种新的诗歌之美，一种新的语言范式，风卷残云般完成了它的艺术渗透与普及。由群起而攻至风行全局，它以压倒的内心优势覆盖了八十年代前期的中国诗坛。六年中，它为新诗贡献了一批真正体现诗歌本质的优秀精品，成为新诗六60年无可争议的最高峰。并且在短短的时间内，使中国诗歌与国际艺术接近同构。它的精华人物进入了八十年代世界诗坛注目的东方现代艺术的先驱行列。它使中国古老民族的最新意识，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

 诗，将以绵长的记忆，留存它蔚为壮观的侵入和焕发的流程。这一与传统果敢断裂的群体，对“后崛起”诗流（在下文中我将统称为“后崛起”，仅仅作为一个时间指代）的兴盛，注入了强大的勇气与性格。

引发全局的六位先锋诗人

 从所罗门封锡的瓶子里钻出来的魔鬼，绝不止17个。然而，大闹天空，搅动整个诗坛旧秩序，乃至后来强烈地辐射了八十年代初中国诗坛的，却是最具魅力的六位先锋诗人：北京的北岛、顾城、江河、杨炼和福建的舒婷，以及安徽的梁小斌。梁小斌是自发的、先行的，优美的。我始终顽固地认为他属于最初的、原创先锋。

 在艺术王国，诗人的名单没有意义。我关心的是诗歌语言符号的历史轨迹，是生命与语言关系的连续定格。诗人的名字仅仅是兵马俑塑像脚下的几个笔划。

 北岛，这股曾尖锐刺穿时代的意识，在八十年代初当之无愧地成为诗坛的赫尔克斯。而诗的北岛，仿佛天外来客一样突然出现于这个死的物理世界的表面。1979年，或许由于偶然的忽漏，或许由于临时的同路，他个别诗作的正式发表，惊动了全局。这个被突然释放出来的囚徒，阴暗、冰冷、坚硬、峻峭、崇高。作为时代结出的苦果，那些诗曾高悬并俯视整株枯死的乔木，勃发自我的伸展力使他的一系列诗以怀疑与挑战的硬度，成为彼时正义、尊严和抗争的化身——这不仅仅是对某一特定阶段社会黑暗的咒语，也是个体与环围的哲学反悖。正是这一点意识的突围，使他超越了当时的政治和道德，引发了对千年专制的反判。而他诗歌细节的锐利与姿态的戏谑，为他的诗造成了不断推移的审美空间。

 使舒婷成为“朦胧诗”崛起山峰阴柔一侧的契机是，残暴时代里情愫的流失。她所渴望的人与人之问的心理交融，虽然最终使她的高度在落差缓解之后，渐近消溶，但她在一片隔阂静寂之中发出过的中国女性最静寂的气息，曾强渡了无数青年男女的内心。舒婷第一个将大动乱之后中国粗线条的狂热心理转化为细腻的素描。她另一部分为数不多的具有峭岩意识的宏观诗，坦露了这柔弱者人格中最坚硬的人道主义信条。她苦涩经营的短诗，达到了很高的自美。东方写意与西方变形在她严格雕琢中，揉成一片半口语的清朗。

 中国的“荒原”上曾走来两个奇智的孩子。

 顾城以机智、迷幻的神态，使所有的人们重度了一次扭曲的童年。他蒲公英式的内心迷途童话，焕发了一代诗歌在重获清风之后的内意识智慧的飞扬；

 鲜为人注目高标的梁小斌，毫无疑问地属于第一批前卫诗人。这个早熟的孩子，独自地经历了内心的惨痛与美妙。他诗歌意识的疏朗，为朦胧诗填补了内在明晰的另一侧胎记。他曾以劳动者与零件的关系，说出了朦胧诗美最本质的弱点：深层意识的有序与单一。他金属薄片般精美的诗的原创感觉，甚至启发了这个群体之外不相干的人们：

 庄严而凝重的江河和略带辞采的杨炼，使中国诗陡然增加了纵向意义的重量与质感。点、面、空三种意识的初步交融，曾掀起过诗的强劲暴风。他们震动了诗的立体空间和历时河床，朦胧诗的一部分历史感由他们标出，以意识的强度形成了这一诗群另一支臂膀，刺激了今天“汉诗”的兴起。虽然，对于今天的诗人来说，这一切已显示了清晰的陈旧，但我们的思维正是站在他们开拓的肩上。

 这是六种诗美。

 它以彼时代所能容纳的真诚与叛逆，分别建构了几类独自不溶的精神世界，包括独立的感觉空问、感觉方式、形象群和语言秩序。历经数年，人们发现：尽管在哲学意义上他们诗的意识观念，可以为后来者充斥超越，但朦胧诗最优秀的中坚人那种自身与诗的完美同构，即审美的纯度，至今无人超过。它将成为几代人的一个醒目标界。

 最早兴起的还有芒克，还有方含，还有食指，还有多多……这几位曾与《今天》站在同一水准线上的青年诗人，共同参与了揭开冰层的行列。而他们似乎更加无意取悦世人，不同程度的隐匿，并全非意识的萎缩，而是生活的多重选择。一定还有无数高低参差的自开自放的先觉诗人！但最先领率了整个朦胧诗兴起的却只有以上六位。他们诗的轨迹与辐射，一直没有离开1979一l984的诗歌潮头。在更新周期加快的中国诗坛，这构成了奇迹。

朦胧诗的心理起因

 诗，归根结蒂是生命意识的呈现。多少年来，儒家的社会伦理型思维圭臬，勒扼了古中国瑰丽的想象云团。其结果，五七字格言的诗歌格律，笼罩并限定了中国文明。诗，始终被陈陈相因的自我压抑者们顺承下来，而最杰出者总是沿着一条暗线，潜断而行。中国人卓拔冷峭的意识如悬悬一一线，被一批敢于流浪、敢于突围于卑谦群体意识之外的天才人物苦难地承接下来。高才绝世、不尚功名的艺术型相对思维，在先秦、魏晋、唐、宋曾火舌闪跳，衔接了古中国的飘逸神话传统，但一直未能主掌正统文化的基调，终于在元明清一带化成了温吞的大泡汤。程式化诗歌程式侵染了鲜亮的诗的闪电式思维。中国人的艺术，在漫长的苦难中得以生存，全赖于艺术主体们内心的悟性平衡机制。“五四”的霹雳，切断了窄仄意识互相分娩的恶性循环回略，带来了大民族恢宏阔达的思想。但长久压抑形成的弱女式宦气，仍酸臭地贯通其间，只要看看台湾诗歌30多年来秦楚迭变便会明白，这种无可奈何、活不起又死不起的迂腐士大夫语言流风是多么顽固（我一贯认为台湾诗歌的现代性不纯）。大陆1949年革命，对抑止儒理意识起过肃杀作用。但明朗的农民大实话，使诗跌入肤浅单一与残暴。平面铺蔓的诗歌，曾造成了无耻的虚张和廉价的繁荣。它对现代艺术断然的排斥和国际诗歌意识对它的冷漠，是它内部包含的反诗暴力。野蛮对文明的洗脑，使诗背叛了人类丰富的内心。经过铁桶般的几十年，几亿思维源泉已近冰冻，挤干了潜层意识的肉魂们，几乎到了无法维持高等生存的地步——在半政治半军事化的官方意识集成块上，互相瞪着血红的眼睛，等待爆炸。

 应该有一种低沉的先知之声传来了。恶剧已无法待续。

 缺少想象，甚至使主角们都无法不再导演得更加拙劣。

 几架俊俏的意识飞燕倏然起航，他们悲思遒劲地凝聚了犀利的自我匕首，在超低气压中向整个社会扔出了决斗的白手套——八十年代初，朦胧诗之所以产生了反判的裂变，是由于他们对集团意识板块的冲击——在最窒息的时刻，使人类表、潜意识在三个层次上（本体意识、氛围意识与深层文化意识）发生了蚁穴溃堤式的击穿！

 冰冷之极以至燃烧，朦胧诗对民族心理的恢复与贯通，给予人们自我意识以新大陆般的启迪。大批最具怀疑和流动意识的青年，在朦胧诗中找到了诗的无数种可能，意识各层次的自由通达，即想象的诱惑（这是另一种随心所欲的越狱），使朦胧诗一夜间传遍了中国。

 我最想说的，并不是非艺术性的社会、道德、心理的逆折过程。这一过程，更应该理解为诗歌意识的还原。

朦胧诗的语言意识

 如果诗仅仅表现为意识的内反应，那么，这一切美妙与冲突都将无声无息，都将在不可知中与我们永隔天日。语言——是诗与意识的唯一连接，也是意识最主要的外化形态。

 多少后又多少年的中国，都是玩弄语言的大国。但我们只知道简单的表现归类，如绘画语言、舞蹈语言、音乐语言。对“语言哲学”我们一无所知。

 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语言”。诗以文字符号显现的表面现象，使人们以为诗不需要独立的载体。严格地说，诗人使用的并不是全民使用的“异化语言”，而是另一套！它不过与全民使用的“通用语言”形成了某些契合、重迭。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朦胧诗初期在中国遭遇的震惊与排斥，除了意识全息流动的初型倾向之外，第一个表现是对语言中“参符”的忽视（即语言符号的外在对应物）。第二是在“意符”与“指符”之间造成一定程度的分离。也就是说首先忽视了语言的具象指代，其次在语言外形与其所代表的观念意义之问加上了隐喻性和转喻性，从而使语言符号离开约定对应物而达到一定的自由，并产生了二级以上的转换价值。其实，这些都没有超过后期象征主义。正是这两点，却不仅带来了外行人的反感，而且使孤家寡人诗坛忽然气闷。

 他们不过是做了一点小小的变异，即寻找和设置了不同的语符意义在特殊的时间条件下某种连接，也就是我曾苦口婆心解释过的“象征”。而按照周伦佑1986年的分类，他们多半仅仅停留在定型象征（近似于传统的诗意内涵．）和半定型象征之中。不定型象征（个体意识的不确定落位）还并不大量。但这已经使朦胧诗在语言范畴内进入了现代主义艺术（特征是语言符号的空间性、立体性）．时空和语言的立体展现，使平视的诗坛骤感茫然。艨胧诗的争论从舒婷的社会障碍（低沉情调）开始，到北岛、顾城的诗的符号障碍，后者曾使一些人久沉苦海。这种隔绝并非同一水准上的差距，而是二者分别站在诗歌变异语言的大门内外．当“传统与文化，同我们的接触点仅仅在于语言”这一观点，逐步半自发地被1986年的诗人们感到时，人们才更加认识到朦胧诗自发性的语言价值。当时我只是说“他们使用了一套全新的语言”，那是我当时作为一个大学生原始的感觉。本质讲，是他们将语言变异成了双价或多价的符号，这是朦胧诗的贡献。人们常谈到它导致的诗中“意象”的凸现，仅是此种变构的一点。

 严格说，朦胧诗对语言的改造还没有投放更多力量，但其理论表述至少涉及到了两个要点：一，对词的净化与超越（即对被社会同化了的个体感知编码的恢复，也即对词意内涵的个性点染、直觉净化，即意象化）；二、对词与词之间新关系的探讨与试验（即对语言内部“张力”的探索）。从。这个意义上也完全可以说，朦胧诗发难的结果，促进了汉语的演化进程，丰富了现代的中国汉语的表现力。

朦胧诗的三阶段

 六年中，朦胧诗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

 萌生：1978年末至1979年初——1980年。

 扩展：1981年——1982年。

 延续：1983年——1984年。

 这几乎是一个中老年的快速衰败过程。细致划分，已无更大的价值。

 作为一出马便是将世震惊的综合性诗流，在第一阶段的两年中，他们已经超前标出了巨人般优美的高度。北岛《陌生的海滩》、舒婷的洪峰诗集《双袍船》、江河的《纪念碑》组诗、杨炼的《土地》组诗，以及顾城、梁小斌直至目前为止仍看不到铅字的个人诗集，都出现于第一阶段，构成了朦胧诗震聋发聩的先声，引发出迅速的共鸣。这个快速成名的诗歌流派的直升几乎没有徒坡。这也造成了社会必理的强烈阻抗。这是一幕开场便是最高潮冲突的戏剧。

 第二阶段的两年，他们整体上保持了一种不失速度的滑行。朦胧诗很快被发现了“模式”——如果不升到高空俯视。在平视角中，迎面涌来的摹仿者的队伍已经将他们溶入黑压压行进的地平线中了。迟钝、顽固的中国文化，咽着口水，被迫吞下了“朦胧诗”这枚苦果。1983年以后，社会，尤其是青年阶层，已经消化了他们的精华。

 在浮出水面后的几年中，北岛以存在主义为基调的表现主义直觉，对年轻渎者的审美刺激逐渐减弱。冷峻犀利渐为惊恐苦涩。他仍在执着地走自己认定的幽深的路。廉价的期待和共时性的挑剔都无法挽留一个纵向生长的独行诗人。自印诗集《峭壁的窗户》是他冷悖的继续前进。在北凫新的诗集里，“我们大家”都已成了“烂鱼”；而一贯忠于自心的舒婷，自爱地休断过创作。她的诗不是在审美的表现上（包括语言符号展现和处理），而是在意识空间方面，较早地被年轻人们超越；江河在一些零碎小诗中，失去了他的部分高度与价值之后，在1984年写了《太阳和他的反光》，开始部分脱离早期的整体社会意识；而杨炼在朦胧诗总体滑行和消隐的第三阶段，焕发了自己的优美。他以瑰丽的个性和过份明显的意图，走出了曾笼罩他的江河诗歌的范畴，完成了他的由三部组诗构成的合集《礼魂》，东方意识虽然生硬，虽然笨拙，但开始在他的诗中弥漫。1983年，对《诺日朗》的批判，只是使批判者小学生式的审美意识和胡乱对位的批评模式暴露于不动声色的艺术群体面前。只是人们不能知道，杨炼诗东方意识的加入，竟成为后来一哄而起“寻根”潮流的先兆；多产的顾城一直在由笨拙的意识和机智的操作构成的成品与半成品中飞翔，不断给人造成批量生产的扩散感。他为后来者在语言探索方面留下了谜的遗产；而梁小斌在写完了一本不能出版的油印诗集后，彻底消失，消失在人们仍然认为他能写出好诗的印象中。我们至今没有看到铅字排列的他的《美学笔记》，那一定是充满零碎而优美见地的闭路思维丛林。

 在中国，铅字离探索诗歌总是很隔远。

 ——这是中国诗歌史上一条奇怪的水平轨迹。在当时读者的眼中，它不可思议的高起点和经久不降的高度，几乎平行地持续了整整六个年头。我是指它总体的高度。逐渐显露的破绽和我们的不满，是现在的认识。

 虽然我愿意不加注解地说，，在我们经历过的数年内，大陆诗坛在需要精神巨人的时刻，的确产生了巨人，但作为一个诗歌潮流，朦胧诗崛起的全部历史性意义，并不全部是他们艺术上的价值。后人不能不说，它的一部分伟大恰恰是它的反对者给予的。

 如果我们无法理解毕加索、卡夫卡的经典性作品为什么必须在成名和死后才成为无价之宝，那么历史便给予中国人以补偿——让我们亲眼艺术冲破狭隘圭臬刺激的短暂。数年前，当舒婷残忍地对保守者们说：“你们不懂，你们的儿子、孙子会懂”时，人们还认为是“著名的狂言”，然而，还没有等到儿子、孙子，大家就平静了。

 五年！或者说三年！奇特的怪物就已经变成了当年反对它的评论家们笔下引证的经典。一切错误仅仅是由于三次春夏秋冬，我们亲身经历了小小超前带来的一切感情惊厥。

 朦胧诗担任了文化传统自序更新的催发剂，再进一步说，它引发了一场“文学的叛乱”。一场导致分道扬镳的各艺术领域大论战。“弹洞前村壁”，它甚至把这场论战，引伸向对于几十年前现代文学的重新观照，导致了我们对世界“原构”与艺术“变构”的本质思考。在不止一年的时间里，它义务地担任了诗的社会启蒙教师。“公允”的人们说它促进了文学的多元化——这是最基本的事实。

 古希腊哲学中有一个基本的矛盾就是一与多。八十年代初的中国艺术面临的正是这种二元对垒。遗憾的是，当时的讨伐者并不明智。未遭失败前的人不明白，一种艺术思潮一旦在人们的意识深处弥漫，消灭或扭曲它的最好结局，也只能是宁静冰封。头发白了，有什么办法，染黑了，再长出来的，还是白的！

 过去几年中，以一切过时理论为依据的理论权威们，被动、甚至理性自觉地守卫着一统旧秩序。在生机勃勃艺术探索面前，中国文坛的理论宿将们做出了种种失态的举动。在早已漫山遍野觉醒者的众目睽睽下，他们甚至将自己无法战胜的艺术创新拿到了政治法庭上审判。艺术和时间双重地戏谑了他们。朦胧诗以它数年经久不息的繁衍与泛滥，宣告了多元对一元的胜利。这就构成无声的一切。

 然而，朦胧诗还是老得太快了。

 时间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自行降落！时代尤物的衰败，并不全是山峰的沉沦，而是由于新大陆的突起。在因变革急剧而令人感到格外漫长的六年中，朦胧诗的最主体部分，丝毫也没有减弱他们的光辉，但这多半是对它身后的暗夜而言。在新的逼近面前，他们对于传统的悬殊反差已经一天比一天失去强烈效果。艺术的天色已经大亮。经他们点拨过的蓝天，已学会了自行晴朗。“后崛起”的高原，正向他们的山腰淹没——这山峰是他们在昔日冷寂平川中耸起的。大面积的高原，正一天天在他们脚下报复似地生长，1984年结束的时候，新的诗群已经形成。这一年之后，在艺术新高原上又凸起了辨认不清的生长着的峰尖。几年来，中国诗就是这样峰、原回转地崛起。

 1984~1985年的艨胧诗第三阶段，尽管还没有明显的对手站在他们面前，但朦胧诗作为一个优美的全程，已经望见它正在飘下来字的幕布了。

朦胧诗的两批感应群体

 在1978~1980年，朦胧诗迅速在自己与外界的隔层中，点染了最敏感的青年群体。很快，火与冰之间流出了中介的激流：王小妮、孙武军、骆耕野、王家新、徐晓鹤、徐敬亚等，形成了朦胧诗的第一批感应体。艺术的传染与领悟，最早在大学里蔓延，顺至文学青年。形成了艺术追逐的广泛行列。

 后来成为“后崛起”主将的英雄豪杰们，当时大多在中学读书。他们把这一切包括崛起包括围剿，一一看在眼里。

 在朦胧诗第二阶段开始后，即1981年直至1986年的又一个六年，它的第二批感应体一直活跃于诗坛表层，丰满着朦胧诗简瘦的躯干。在朦胧诗被迅速盖上囚徒红章的时候，这两批边缘性的激流，恰恰成为铅字的宠儿，他们以更多的接触点冲刷着传统堤岸，并填补了朦胧诗的空隙与细节，加入或濡染了朦胧诗美，强化了这一群体的感染，使它在更广大领域泛滥。它是朦胧诗良性循环的胜利标志。

 如同第一批感应体，这是当代诗歌青年中最敏感的部分。他们的加入，给予了传统诗歌的地位和声誉以最惨重的失败。

 我也不能不说，有些人有些诗败坏了艨胧诗的艺术纯度。

 英雄永远轮流演出。新的时间总是产生新的名人：吕贵品、车前子、沈宏菲、培贵、张德强、韩东、武兆强、梅绍静、傅天琳、李纲、许德民、筱敏、姜强国、陈所巨，徐国静等等先后活跃。

 韩东自1982年以来一直卓然独步。他似乎更多地得益于西方小说的启迪。淡漠的意向和简约的语言处理，使他在法国普列维尔的寓言式描述中加入了无奈的荒谬性懒散。

 吕贵品在我与王小妮毕业后勃然焕发！1982-1984年间，他几乎全面统治了吉林大学的诗歌舞台。他的身边聚集起了一批优秀的诗人，如郭力家、张锋、鹿玲等。他们喝酒、朗诵、办刊物，甚至试图办公司……吕贵品新婚后狭窄的宿舍，成为吉大诗歌群体的沙龙中心。吕贵品扬手仰天高叫《诗人之死》：“梵高的耳朵在飞翔！”……白热化的诗歌岁月持续了将近三年，随着吕贵品南下深圳。吉林大学再次沉寂。吕那阶段的诗，突兀了男人与女人的性意识世界；比朦胧诗主体更神秘更迷幻。

 限于朦胧诗代表人物开阔的意识空间和语言新范式，它的两批感应诗群没有更多的创新。他们的创造才华被淹没在摩仿的兴奋中。在一个巨人站起的时候，再巧妙的学舌，人们也听不到。成就天才和淹没天才，都是历史轻松的习惯。

 新的震动，必须在一种新平静之后来临，这使命显然等待着更年轻的人们。虽然他们只是前朝的观众。

1984——1985：四川的火候到了

 艺术的发展，充满悖理。

 用布拉格派的行话来说，作为一代作家的前景，到了下一代作家手里，就变成了背景。这不是讽刺：“传统”的桂冠和批判的靶心，现在轮到挂在朦胧诗的头上了。

 不知不觉中，朦胧诗已像一个老人。一个光彩夺日的人，那么年轻就已过时。

 其实，在它造成的社会高峰体验后，诗一直承受着一种高层审美的空寂——在艨胧诗后的1984~1985两年中，现代主义诗歌分为表里两大部分。第二批感应诗群只是个必要的幌子另一个暗中生成的力量正慢慢诞生——在中国，一种反朦胧诗的、对未来产生新震动的诗歌艺术倾向，正在升起。四川的“大学生诗派”、“整体主义”正在蔓延。

大学生诗派·莽汉主义

 “大学生诗派”发迹于甘肃《飞天》主办的“大学生诗苑”。这个专栏敏感地适应了朦胧诗在大学校园的风靡。自1982年始，全国各大学的青年诗人领袖们开始在这里轮翻聚汇。1984年，他们自创派系的愿望开始形成。

 他们，悄悄地摸上诗坛。悄悄地偷换着内心里朦胧诗的脊骨。他们很晚才产生系统的狂妄宣言（1985年6月尚仲敏燕晓冬），可笑的是，宣言发出后他们基本已经解体，变向四面八方。这种生命悄悄的反叛，并不是由于缺少朦胧诗人的勇气．主要基于两种原因：第一，他们生命背景的单薄；第二，朦胧诗浓重的阴影。

 诗歌的创新意识，在八十年代初已经被艨胧诗煽动到了吓人的程度．那些天之骄子们突然而至的开阔意识空间，一度使人们误解地感到了精神世界的边缘。这种强震动，也使下一次的革新者迟迟怯步。他们幸福地爬上艨胧诗在传统大地上突起的高高阶石。慢慢吞食了第一批反叛的果实，必须在打了饱嗝之后，才敢于说：他妈的，老子起步了。

 开始，他们相当谦虚地跟在艨胧诗人身后爬行，在大学校园里大胆地写着对抗现实的诗。有些人相当功利地追逐刊物。他们很快地感到沮丧！他们发现大悲大喜的庄严只是从血肉模糊的朦胧诗人们那里学来的。他们开始为自己单薄而平静的履历而苦恼。渴望再一次受苦受难的愿望，令他们有点儿嫉妒地将朦胧诗的成功归于一种时代的幸运。

 他们终于鼓足勇气自信了自己。走出朦胧诗的“深刻度”！长长的句子，为他们平凡而充满厌腻气的校园书桌宿舍生存方式，找到了没法删改的冗长之车。当时的大量编辑们也许无法达到敢于欣赏《你别无选择》的预哲程度，更为他们拙劣的铺张、错字和不竭的创作产品而一目十行．在公开发表的失意心理鼓舞下，他们便恼羞成怒地在自己的油印天地里甩手大干了。

 ——这只是作为一种喜剧性的宏观表述。非表层的因素是：一些最年轻的人们早巳在北岛的早期掠世之作中终于嗅到了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的严肃味道；从舒婷那里更容易地感受到了带有早期善性论人道主义的人性之美；在江河、杨炼的初期组诗中，看到了民族历史人民横横纵纵的崇高性集体意识，而梁小斌顾城的少年心理，对于他们无疑是强说愁的童话故事——他们终于发出了迟迟疑疑的自言自语：打倒北岛！大概他们也知道，仅仅哲学上的超越仍然无法轻率地藐视老北岛老舒婷们。

 这不能仅仅理解为两代人经历的差异，否则我们便失去了历时评价的准则。诗歌意识的扩散和超越，是创新的唯一心理动因。变革步伐越来越慢的混乱中国，全社会所日趋形成的懈散氛围，本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后现代主义艺术的传入，都成为某种诗歌的合理原因。

 他们自称“第三代”。他们说这个提法并不是年龄和历世的划分。

 四川，成为继朦胧诗主源地北京之后最繁华的现代诗歌集散之地。那里接二连三地升起新的团伙、宣言和作品集结．第三代人的作品集中展现在《大学生诗报》、《中国当代诗歌报》（第二次浪潮）和《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及南京的《他们》（一、二集）还有鳞甲翻飞的油印诗歌报刊诗集之中。四川的“莽汉主义”格外醒目。在上述两诗报中，他们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口号，尚仲敏与燕晓冬的两篇长文可以作为此派勇敢、放肆而不加修饰的宣言。

 已经有不少概念加在他们的头上：创新的一代、真实的一代、垮掉的一代、迷惘的一代。早已与年轻人隔绝的艾青说他们是“惹不起的一代”。

 评论表面，是社会学家的事。但我难以越过他们的皮肤。这是嘻笑嘲谑的一代。他们最富有的特点也许并不是优点，也许连，“优点”的标准他们也不接受。他们把很多过去不齿于人的品德坦坦然然奉行着。正如尼采所说：“有许许多多的真理，所以根本就没有真理。”这就涉及到了他们与朦胧诗人最本质的区别——标准的多元化，导致自我的多元化，乃至自我的分崩解体。这倒映了本世纪以来相对主义与自恋文化思潮的影像。

“Pass”北岛

 朦胧诗的自我，似乎是完整的美。他们以被损害、被扭曲的意识冲破阻隔，形成了一种内心挣脱异化的理想色彩。北岛说：我不相信。他只是面对某一特定的时空而言，他毕竟还坚信着什么；舒婷渴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理解；顾城总感到一种失落与上当。他理想中的童年总在诗的背后，含着白雪公主式的憧憬；江河等在歌颂与呼唤民族。

 没办法，朦胧诗人的生命，就泡在几十年的曲曲折折之中——而第三代人干脆就认为人从来就不需要认真地相信什么。他们“没有乌七八糟的使命感”，“也不以为生活欠了他们什么”。他们自认是一群“小人物”．是庸俗“凡人”（引号中为于坚语词）。北岛曾写过：“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的“人”和第三代的“凡人”显然大不相同。前者主要是与“英雄”、“卑鄙者”对立的，他要做的是千干净净、坦坦直直的人。而第三代人的“凡人”则并不那么干净，他们也不想成为那么干净。

 第三代诗人崇尚真实，他们首先想活得好一点儿。他们什么都干，“抽烟，喝酒、跳迪斯科、性爱，甚至有时候也打架、酗酒，”“让那些蓝色的忧伤和瓶装的忧郁见鬼去吧。”“活着，故我写点东西”（又是于坚）。这是第三代的自我表述：这已经到了无须解释的地步。他们显然并没有描绘更可怕的精神分裂。

 他们就是这样地在北岛打倒了“英雄”之后，再一次把北岛打倒，把“人”打倒，把“人”的全部体面和虚荣打倒。不仅抽掉了因异化感而生的忧郁，也抽掉了因参与感而生的焦灼。他们不充硬汉子，也鄙视白马王子、骑士精神和林黛玉的眼泪。他们自称“变成了一头野家伙，是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以为“诗就是最天才的鬼想象、最武断的认为，和最不要脸的夸张。”他们显然把诗也“看透了”。他们将一切都当做偶像打倒（包括自己），然后冷笑着溜走。他们嘲笑时代嘲笑别人也嘲弄自己，他们似乎什么都不是了，他们灵魂里只剩了一缕本能之烟袅袅上升。

 北岛以第一千零一名挑战者的姿态，鼓起了本世纪还活着的人们中最锐利的怀疑精神。但与他们比起来，却显得过于认真和呆气。他们已经怀疑到了将一切不可动摇存在供奉起来的反悖地步。大学生诗派的集结性人物四川的尚仲敏写过一首《关于大学生诗报的出版及其他》的诗，很代表。为办诗报，他们找到了“一杯又一杯品茶”的“有关领导”，“我们恨不得让他把我们也喝了／下去吧／只要他牙缝里能吐出一个支持我们的句子／整整一个上午／他喝了4斤茶水／同时我们给他投射了20支高级香烟和80粒上海糖果”……结果呢，“他劝我们回去好好读书／（他妈的还我香烟还我糖果！）。他们发狠心去找市长，“我们拍拍市长的肩膀／如此这般地微笑了一番／又说了几句忧国忧民慷慨激昂的话／市长有如下批示／大学生诗报旨在繁荣吾党吾国文化望予以出版为荷”。接下去一句也是全诗的最后一句：“市长爷爷万岁！”

 诗的表面，已经萎缩到了果戈理和《官场现形记》的道德、艺术水准，但作为意识的折光，却不乏中国式的现代感。曾有人问我，这是诗吗？我说，只好这么认可。宽泛一点理解，诗就是展示一种与外界不相同的精神存在，一种特殊的语言符号排列而已。那么，“五四”、三十年代、五十年代，直至朦胧诗，中国新诗写了近七十年，有人这样写吗？没有。几千年都没人这样。新诗的白话企图，几十年来，从没有像他们这样彻底而淡漠。没有人这样写过。显然不能作为创新的唯一理由——我的前提事实是，远非一个人两个人在写，而是成千上万；另二个前提是，哲学和语言的新颖，并不等同于诗的审美高度。

 它的意义是一种再打破，是一个新高峰前的准备。

 审视这些诗，我们是为了寻找自朦胧诗后一度中断了的中国一部分青年人的意识轨迹。

 忽而一阵白一阵黑

 把人都搞糊了

 爱情真他妈使人扫兴

 ——柯平《加急电话》油印诗集《不朽的情感》

 比一比舒婷的《致橡树》及其稍后她的真诚颤抖的爱情诗，真有恍若隔世之感。

 在大学生诗派中很难再找到江河、杨炼那种历史大题材的影子。他们不去看远方。除了自己，世界上没别的。一首写大运河的诗（孙昌建《古运河流水》），只是写了青石板、船、霉干草什么的。说来说去只是为了写运河边他喜欢的一个女人。

 崇尚童心的忧郁感消失了，童年是个大补丁，毫无幻美，很实在。

 很多年，屁股上拴串钥匙， 

 很多年，记着市内的公共厕所，把钟拨到七点 

 很多年，在街付吃一碗一角二的冬菜面 

 很多年，一个人靠在栏杆上，认识不少上海货

 ——于坚《作品52号》

 人们也许还会想起顾城那双为黑夜所赋予却要寻找光明的非常负责的黑眼睛。而这里，他们现实得已无法再现实。除了存在，都是假的。在他们看来，童年就是那么回事，大的小的老的都一样，也许谁是谁的爹还说不准呢。

 朦胧诗是“执着的灵魂”。他们是“散漫的意识”。

 大时代的动乱，隔了整整一个童年之后，才在青春期里出现了困怠。这种历史性的疲倦，反倒不是步步艰难和血泪走过去的人们发出的（那些大人们转眼又清醒起来、正经起来），而是在旁边眨着眼睛袖手旁观的孩子感到的。这种生的厌倦，应和了整个世界的一种危机意识。

 我是一本普通的书

 被无数双手翻过

 无数双粗暴温和的手

 我始终沉默不语

 ——重庆刘之胜《自传》

 对于过去的年代，所有活着的人都有权回诉，他们自然地也要参与评价。我们又一次像当初忽视顾城一样，忽略了脚底下孩子们的发声。反正他们自己也无所谓。

 这不是问题的全部。“情绪是个病人”（成都敬晓东《苍蝇》），才是细节的真实。

 没有语言，最后就哭一声吧

 一切只是重复

 ——浙江老枪《傍晚》

 这就使问题到了哲学。

 “为了快乐彼此都得宽容一点”（成都杨黎《朋友们》），激愤不平的北岛大相异趣，他们自己和这个世界讲和了。

 一双皮鞋一个小巷一个老婆一蹬腿就是一辈子

 一个星期天一堆大便一泡尿一个荒诞的念头烟消云散

 ——西安丁当《星期天》

 这是远比朦胧诗人更令社会活动家们和伦理学家们败兴的一个断代诗人群。他们可以哭，可以笑，可以拍肩膀也可以指脊梁。他们嘻皮笑脸他们百无聊赖他们有时间有精力有一本又一本写得极快的诗集，就是没有忧伤。他们的忧伤，已经像眼泪一样在笑声中流尽了。

 忧伤，是最尴尬的意识，既不想停下来又无力走下去；看到致命的深渊，感到一切无敌的诱惑，又无法躬身实施，它无奈地保持着状态的完整；它濒临难言扭曲，与外界隔着一层薄得无法再薄的透明钢铁；它有一万个念头，却缺少一个行动；一种美好得无法实现的秩序，恰恰存在于另一悲惨得无法改变的秩序之中。

 朦胧诗人的忧伤凝在脸上；第三代人的忧伤已经散开，溶在空气中不见了，又每天呼吸着。

 当人类走出了神的异化又堕入了物的异化，忧伤意识曾一度充弥了整个工业社会的才子。忧伤的结局是人发现了异化“人”的恰是人本身，是秩序，是科学，是人类梦昧以求的文明！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人自己的无事生非的头脑。异化源。已不可感知。这就是全面荒谬的开始。他们开始戏弄异化的全部施加者，包括他自己。

 第三代人的终极忧伤是世相的对应产物。他们无忧无虑的背后是对自身及世界明确答案的彻底幻灭，是对浪漫主义追寻的绝望放弃。在多元的价值丛中，他们把变形的颓丧行动撒满了世界。他们不再感到早期现代主义个体的丰满。朦胧诗凝固的自我在他们散漫的意识中解体了。

 孙静轩曾以诗人的真诚，直面朦胧诗后的这一新潮。他看到了对朦胧诗的压制与围剿产生了强大的反向作用力。他不无嘲讽地说“报复终于来临！”但是接下来他第二次真诚地说：“他们的这些主张，是我们断断不能接受的！”

 删去“断断”两个字，不能接受的恐怕就可以包括另一些严肃的现代诗人们。

 由于他们与诗坛的循环断裂，他们充分地写了几乎两年，充分地享受了自己赋予的自由。这时，这帮小子们玩腻了。

 这个过程，充分地证明我们国家过去那种监察式的文艺批评的渺小。诗歌，在没有了那种充满自作多情责任感的引导，照样有自我反省。

 到了1986年，大学生诗派的主力们巳纷纷转入另一种状态——这就使我的在充分理解前提下的责难，减少了书写的热情。但是我不能不指出：

平庸局面的呈现

 大学生诗派在哲学上的突进，超越了它赖以生存的实际物质和精神空间，这造成了艺术生成的虚假性。他们因文化意识的浅薄而产生的懈惰和逃避，被夸大了的荒谬感所掩藏。毕竟晒太阳的熟睡者和闭目打坐的僧人无法等值。它在朦胧诗后的一个时期内助长了平庸的局面。、

 大学生诗派把诗和社会学、伦理学、本能欲望等同起来的散点意识，使他们成为六年来最缺乏想象的诗群。把生活切成段，就是他们的诗。这种对诗的意识和语言进行超级还原的展现，只能接近零。如果不再走一步，它就缺少诗的更深层的意义。但无疑，零大于一切负数！它将诗的尊严和典雅之气彻底摧毁，包括艨胧诗做作矜持的某些弊端，证明了它仅是一个优秀得近于可爱的破坏性豪猪，它还不是一个充满建树的群体。

 而这时，在南京集结起来的“他们”诗派正油印出版着《他们》文学刊物。其中的诗表面同大学生诗派相似，但内在含有一种静怪空瘦。《他们》不重宣言，默默地写，给1984一1985之间的现代诗坛以安慰。

 限于篇幅，对大学生诗派及诗的平庸局面的批判，我欲将另文。（作者现注：写了一些，就再没写。）

 就在大学生诗派的“现象生存诗”在西方式的荒谬中跌得粉碎的同时，在四川，另一小批青年人正在向东方挺进。

四川整体主义

 东方，这古老的大陆，十九世纪中叶后，被西方的洪水淹没了。

 中国人蛰伏的神秘内感与直觉，已经深埋了几千年。优秀的文化新人从“五四”起便一直在努力消灭着、埋葬着昔日的自己。追赶西方——这是最文明的一部分中国人不约而同的理想。这结果，当然是构成了我们民族在世界近代史上最明智最优美最痛苦的前倾姿式。而朦胧诗的出现，终于使中国人意识的新空间汇入了二十世纪衡定的国际水准。从而也开始参与整个世界艺术如何前行的巨大困惑——这时，只有这时，在加入了人类最新文明的螺旋之后，一种民族内在精神因素的出现，才呈现了必然与合理。即我们应是在顺时针的圆周运动之后，进入怪圈的原点，而不是逆行的短路。

 我们无法把自己民族等同和降低至拉美或非洲的某些弱小部落。唯一的原因是我们是一个庞大无比的人口粘稠的民族。古老而漫长的文明，已把我们与世界同构同步的迫切愿望，强烈地映照在每一个转折的时空契机上，同时浓缩至每个人超时空的精神领域。我们比谁都痛苦！

 我难以容忍，如某些人总想继续把中国艺术劫持在封闭的深渊中；同样，我也无法想象，在世界艺术的博览市场上，我们畏畏缩缩或兴趣盎然地耍弄我们古老的巫术或戏法儿，以一两部马尔克斯取悦洋人的猎奇心理。我们毕竟是一个如此丰富而苦难的大国，我们的第一步首先应该是进入世界，囊括或局部上演其全部的意识进化。这就是，我们在遭到无数的、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称得上罪人的人们阻拦之后，来到了今天！

 四川整体主义诗歌理论的提出，对中国诗坛来说是一个震动，连遥远的韩少功都为他们解释的东方之气而惊喜地关注。

 几年来，在朦胧诗的探索光荣而悲惨地“饮弹身亡”之后，它的阴魂开始附向其他的门类，或者说核变后的辐射开始了。小说在1985年的各种繁华“时髦”的先锋局面，不能不说大量得益于艨胧诗的引爆。小说在情绪化、意向化、意识的跳跃流动、主题空间的层次化等探索上，无不表现出朦胧诗1980年前后的发难状态。五年前，朦胧诗敲开了板结意识的大门。五年后，小说的大军，得到了洒满鲜血的宽阔道路；五年前，朦胧诗人单枪匹马地站起来高呼出一句金属般的宣言与口号。五年后，小说家们以雄辩的长篇演讲淹没了无数惊愕与气闷，竟赢得了一片掌声，尽管是包含着无数的廉价意义的掌声。

 这，决不是在争夺和讨取艺术探索先锋的桂冠。这一个只有经数年反思和事实印证才可以识明了的惊人过程，应该使苦药后焕发的艺术结论去点拨做过蠢事的人们的愚昧，这仅是一个带有过去时的天真意义。另一个前示性意义是，诗歌必须摆脱新的平庸，毫不谦虚地把艺术探索先锋的大印挂在自己的脖子上。因为它毕竟应该，而且业已和正在成为中国文学艺术探索拂晓里的第一只公鸡。

 在四川整体主义带领下，东方因素在诗歌中再次首次呈现。

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

 1985年1月，以万夏为首的几个破败诗人艰苦卓绝地集资自行出版了《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这期刊物，不仅出现了第三代人的划分，而且更具有价值的是它以“亚洲铜”为栏，一次性刊出了欧阳江河、石光华、宋渠、宋炜、黎正光、牛波、周伦佑、海子等诗人的八篇东方式的“现代大赋”。并附了一小段对“整体主义”的简介（他们显然还没有充分考虑成熟），提出了中国古文化的精髓是“无极而太极的整体一元论”——这是中国青年诗人由被西方现代哲学和文化思潮灌醉了的意识向东方内心和谐的回归信号。真正的宣言，不一定鸿篇巨制。

 我承认，我是容易兴奋的。1986年，刚收到这本书时，我不小地激动了两天，迫不急待地在这期刊物的诗旁写下了一大堆最初的感想——

 一种恢宏庄严，又在幻光中升起。

 他们铺天盖地地站起来，不是像当年江河那样“在英雄倒下的地方，我起来歌唱祖国”，站起来的也并不仅仅是个体意识（像大学生诗派那样），而是挟带着掀动着东方的山脉、河流、殿堂和大气磅礴的文化基因，在大地上粘稠升起。

 自我与社会的仇恨扭打消失了；个体对现实的庸俗归属消失了；大自然不是以扭曲的象征出现。而是以主宰者和笼罩者的面目呈现；狭隘的痛苦与迷惘被一种博大的神秘感所代替；横的呻吟与荒谬在纵的天空里，变为世界的一部分；无可知的生命躁动与无可知的世界原体谜团交织在一起。

 必须以一度超越来观照，必须以宏大的颂歌心理面对这些意识云烟。狭小的灵魂无法走近它。八篇诗整体表现了一种企图：对中国人几十年来破碎意识的一种东方式缝合与笼罩。

 古朴．、幽深、凝重、金光四溢的佛道之气贯注其间。

 显然。我的兴奋不仅是我的敏感，还有我长期憋闷着的期待。不知为什么，我后来对这些诗并不再感到那么好了。

 但它会使你感到一个悖弃：几年来，追逐西方的中国现代诗人，向西走，而终于在西方的尽头处发现了新的东方大陆！发现了积存于自身体内的超度一切苦难的佛光。他们终于明白：痛苦永远只代表一种狭隘的意义。内心的解脱将足以代表世界的终极解放。只有东方人才可以超越永远也走不过去的人世苦难。只有东方人在遍走西方之后，才能获得本世界的最平静最丰富的精神合流。这仅仅是一种美好的希望与企图。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全息宇宙生物律”，也是他们高屋建瓴的奢望性假说：“在荒原上，一个重建人类文化背景的大时代已经来临。”（！）这当然是具有相当诱惑力的远景。这是朦胧诗人们在1980年与传统作战时无法君临的更宏观视角。整体一元论的东方意识使他们忽然高纯起来，透明起来。

 欧阳江河在《悬棺》前听到了至高无尚的寂静，“最高的寂静是在寂静之外”。他在生与死大反悖中飞翔。这古老的命题在他看来已经化为互溶的“两极”：“死于比死亡更可怕的永生”，这显然又加入了西方意识，但却超越了社会性的指定象征。“再沉重的石头一经翻动就成为天书之页”。他，掀开了东方意识的一角，但仍发出了一系列北京江河和杨炼早期诗的那种社会性诘问。不同的是，他的答案都已归入超越共时的生命过程。

 廖亦武的《情侣》，更侧重于生的磨难与寻觅。他努力超脱具象的生欲爱欲，“穿越人，和曾无此光洁的神之爱”，在不能生也无法死的混沌中前行。这是非个体性的过程。

 石光华的《呓鹰》大概可以称为这批诗人对全息生命呼唤的缩影。这只鹰已经从西方的荒原上飞起，在东方的太虚之界旋转。他的烦躁是由于东西方的双向挽力。“投出去，让灵魂在火焰上密集，召唤起来吧，思维宣谕了大音之谜？”这就是解脱前的阵痛。

 宋渠、宋炜的《净和》是在晨源和归宿之间游荡灵魂的回归意识；黎正光的《卧佛》，仅仅表明了人佛合一的一种意图；

 周伦佑的《带猫头鹰的男人》，无论在内在与外表上都呈现了一种东西方文化杂溶的意愿，但两方面都留下了很理性的痕迹。

 靠分析和理论让人叫好的诗，只具有死的理论价值。但毕竟有久违的梵音从碧空传来。扑倒于荒原之上的荒谬灵魂们应该从中领悟，通向精神天堂，也许不必先入地狱，由生至死，由苦而乐，也许仅仅需要一瞬！东方的这种伟大的一瞬，充满魅力。

 东方意识的加入，令得理于现代西方诗歌的新诗，焕发了另一种色彩。荒谬之道透出美妙缝隙。

 老子天之道的弦弓一旦张开，高者抑，下者举，余者损，损而补，万物便皆有灵光了，狭隘的人生苦痛便消失了！庄周逍遥游的宏观自然意识因为有了异化的苦难而更无所待。楚文化瑰丽的天际漫游式的想象呈现了。甚至“五四”时期郭沫若天狗的气度也回光出影——这无疑标志了一种解脱后的意识扩展，使人想到但丁的《神曲》，比神曲高超的是，一切苦难都缺乏明确指义。这是超度。很明显，整体主义的意义是对西方“荒原”的东方式再化，是中国人心理机制的恢复企图。

 从整个系统看——这种东方意识的加入，可以戏称是为困病中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开了一剂中西结合的清醒剂！吞服了大量安眠药的现代诗人已经神经分裂，东方的金石之声、五行之道能亲吻当代的艺术和诗吗？

 “化”的过程一定异常艰难。

 1985年初的《中国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为中国新诗的重新集结，起了百川归属的作用。它以显要份量推出的“整体主义”，以超越杨炼、江河的姿态，回归东方。

中国现代诗两大派系的形成

 1984一1985年，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从朦胧诗的神秘山川中流出来后，分为泾渭分明的两大派系，他们分别走向了东方和西方——这仅仅是另一次开始的前兆。

 这也许是中国有史以来诗歌最宽阔的时期。

 这也许仅仅是一篇巨大文章的第一段。

 我不知道前面是什么。

 我不知道九十年代中国诗歌向何处去。不知道生活向何处去。

 不会更坏，只 会更好。我们那样坏过，我们还能坏到什么地步。

 但这是一个缺少诗歌巨人的时期，以北岛的符号系统为代表的朦胧诗的一系列高峰审美体验，人们已经久久没有经历了。

 正因为缺少好诗，所以我更加期待。

 这说明本时代的天才们并没有得到最好的释放。

 原载《文学研究参考》（内部）1988年第6期  《鸭绿江》1988年第7期

 供稿：原作者 | 责任编辑：牧 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