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琼 | 传统与现代交织下的乡土生活书写
传统与现代交织下的乡土生活书写 ——关于乔叶的长篇小说《宝水》 作者：刘琼
作家乔叶的长篇小说《宝水》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乡村振兴、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型进程中的中国乡土社会相匹配，是对今天丰富变化的社会现实敏锐、准确、快速的反映，具有强大的现实感、鲜明的时代感和自觉的文学使命感的新乡土写作。 在“新乡土写作”前面，我用三句话组成一个很长的定语，分别对应乡土社会、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学书写三个层面。小说《宝水》的书写，有力地抓住了这三个层面。 乡村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乡村和农民的命运，是难点，也是热点。中国是农业生产古国，农村人口多，农业文明及其影响悠久深远，幅员辽阔，农村发展条件和资源分布状况复杂多样。相对城市而言，农村的总体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不高。农村自身发展水平也不平衡成为问题，东部沿海和华北华中平原地区相对发达。过去的二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在脱贫攻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乡村振兴、中国式现代化等一系列国家战略中，对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发展不平衡、实现共同富裕等发展问题提出了目标和要求。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乡土社会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型变化，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无法忽视和回避的客观现状。同时也要了解和理解，乡土社会的转型和变化是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诸种文明形态发展变化的大框架里发生的，是在城镇化普遍获得较大进展的大背景下发生的。 乡土社会发生巨大转型变化的现实，对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各类文学创作提出了期待。作为虚构艺术的小说，只有真正介入真实社会，才能获得持久强大的生命力。以乡土社会为对象的小说写作，作家如果不了解中国乡村社会已经发生以及正在发生的变化，不理解土地和人之间的深刻关系，纯粹凭借逻辑、想象和抒情，粘贴、拼凑甚至堆砌华丽辞藻，这样的创作，无论对当下社会还是长远的文学史，既没有发现意义，也没有建设价值。乡土小说创作如果还停留在挽歌、牧歌阶段，对于中国乡土社会变化的真相和本质并没有深切认知，表明文学创作对于乡村现实的反映依然是游离的、含糊的，还隔着一层清晰度不高的毛玻璃。这也是今天虽然长篇小说年产近四千部，乡土写作不断涌现大量文本，但真正具有启发意义、阅读价值的文本还很稀罕的症结所在。 在广袤丰厚、方兴未艾的乡土写作中，长篇小说《宝水》篇幅不算长，切口也很小，但案例具有代表性，写作的钻头钻得深，带出来的信息丰盈、鲜活、可信。“宝水”，这个豫北小乡村的面目，在清新细腻形象的书写中，逐渐地清晰、生动起来。 第一，《宝水》写出了当下时代巨大而典型的两大变化。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787562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6.11%，城市发展规模激增，城市人口已经远远大于农村人口。但中国还是农业大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远未完成。特别是在粮食安全问题尚未获得解决之时，对于农业势必更加重视，也必然将乡村建设和当代农民的命运再次带入大众视野。 中国乡村正在发生两个巨大而典型的变化。一个巨大的变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获得的巨大回报和成果之一，便是14亿多人的温饱问题解决了，减贫消贫目标基本实现，城乡差别逐步缩小。另一个巨大的变化是，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等高新科技的高度发展，信息高速公路几乎全面贯通，包括中国乡村在内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信息化社会，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的加持下，乡村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各种变化，这种信息的“普及化”“民主化”改变了乡村社会的认知结构，家族之间、家庭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和交往方式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促进了个体的价值觉醒，他们对于过好生活的追求更加主动和自觉。 《宝水》通过宝水这个晋豫交界的小乡村，写出这两大典型变化背景下，人们和土地、原乡、宗族、乡邻，以及和包括外来游客在内的他乡的关系。老原和地青萍是小说中的两个主要人物，也是作家精挑细选的参与者、体验者、讲述者，他们富有农村生活经历和传统家族历史，也具有被城乡生活“灼伤”的情感体验，拥有城乡比较生活经验。在省城生活的地青萍因为父亲和丈夫相继去世，得了失眠症，在朋友老原的鼓动下，提前退休，来到老原位于宝水的乡下老宅“寄住”，并参与经营民宿。老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生意人，在遭妻子背叛、女儿疏远之后，出于对家乡宝水的思念，缩减投资战线，联系地青萍一起在老宅开设民宿。虽然动因各异，但他们从城市回到乡村，是生活方式的选择，是自然而然的选择。这种选择在当下现实中也有例可查，这说明“后发展”的乡村生活优势逐渐显现出来。“春江水暖鸭先知”，小说用四两拨千斤的功力，将时代巨变的“春信”点染而出。点染是叙事技巧，在谋篇布局中，中锋用力，注重写景、叙事、写人，抒情和议论是侧锋，层层渲染，整个生活的画面立体、鲜活、生动。 小说通篇没有“回归乡土”“乡村振兴”之类字眼，而是用文学的方式，用生活和生存的逻辑，通过地青萍这一叙事视角，轻松地从城市引进乡村，引出“宝水”，进入农村在地生活的内部，架构起城乡比较视野，从而打通进入乡村的“最后一公里”。 以地青萍这个具有深刻城乡生活记忆和伤痛的小知识分子为第一人称限制叙事视角，既能表达城市生活的感受，也有能力对乡村伦理文化进行反思；既有旧乡村生活的经历，也有新乡村生活的经验，对于宝水当下的变化比较敏感，抒情和议论也符合人物的职业、性格和身份。相较老原这个形象而言，小说对于地青萍的塑造更加客观、真实、饱满，就连人物“皮袍下的小”也不自觉地被“榨”了出来，比如其中庸精明、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这种对于人物形象的客观塑造，折射出作家还原生活的态度和能力。 第二，《宝水》写出了豫北乡村的根脉、筋骨和血肉，写出了乡土生活的真相和现实感。 宝水，既是小说《宝水》的典型环境，也是主力塑造的典型形象。小说对于宝水这个生态环境和交通条件不错、民风古朴的豫北小乡村的描写，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用的是“庖丁解牛”法，以四季节气时间为经，以日常生活细节内容为纬，在层层叠叠纵横编织中，自然而然地动用了“蒙太奇”并行叙事法，把个体家庭历史背景和不远处的福田村这两条线索融入宝水的现实环境，把一个案例轻松地变成两个案例对比着写，这种写法既清晰又灵动，穿线人就是地青萍。小说如果只是放进去一些区域标识、文化习俗，写地貌和村貌，写中原的农村和农民，书写的是现实，但还只是现实的普遍外衣。《宝水》描写当下中原乡村生活里的人和事时，深入到村落的内部，在“盐溶于水”的生活中，写出现实的实：既有生活日常，包括吃饭、做工、人际交往等，也有非常态生活，包括各种节日、聚会等；既写变，也写不变，变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和表现，不变是家乡家园存在的前提、是文化传承的基础。由此，《宝水》写出了豫北乡村现实的根脉、筋骨和血肉，具有强大的现实感和鲜明的时代特质，丰满、亲切、可信。 这部小说最具有创造力和突破性的地方，应该是对乡村基层权力组织运营的书写，塑造了大英、杨镇长、闵县长等一批面目生动可信的各级基层干部形象，真实有力地表现了这个时代我们的基层干部与基层群众的关系。 小说对于大英形象的塑造尤为成功。从外貌、动作、语言到作风，一个精明、泼辣、能干、生动、善良的农村基层女干部形象呼之欲出。小说也写出了这个人物身上落后、有局限的一面。大英这个形象是乡土文学写作的一大收获，打破了一段时间以来对于乡村女性和村干部的概念化认知，新颖、生动、复杂，令人感佩和同情。在今天的乡土小说中，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这样来自真实生活的生动人物形象。大英善于学习，能吃苦，跟得上时代变化，有服务和奉献精神，坚强、上进、有行政能力，是乡村干部中的佼佼者。但同时，她身上也有过去长期生活在封闭农村的妇女身上的落后“底色”，比如对于精神病女儿病情的长期隐瞒，对于儿媳妇不自觉的打压和管控，等等。作家对于生活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人性的了解由此可见。这种不写完美而写客观真实的创作观，与作家对生活的观察和理解有关。与大英相比，杨镇长和闵县长虽着墨不多，但寥寥数笔已经准确到位地勾勒出今天中原地区县乡两级干部的工作环境、工作态度、工作方法和工作效果。县乡两级干部是中国乡土社会今天发生巨大变化的主要“劳动者”。他们在基层权力组织中处于关键岗位，有干事情的热情和能力，也有个人成长进步的烦恼。尽管有各种不如意，但他们富有大局观，任劳任怨，是整个社会发展进步的中坚力量。 县乡村三级基层干部数量庞大，与基层群众关系相对密切。对于基层干部形象的文学书写，只有深入，才能准确、可信、去类型化，才有感染力和传播力。小说《宝水》在这方面确有突破，对基层干部富有人性光彩的真实一面把握到位。 小说对于乡建专家孟胡子这个新人形象的发现和塑造，也是一大突破。这一点似乎得到评论界比较普遍的体认。孟胡子和他的团队是这个时代用知识改造乡村社会的典型，既有热情——主动“进乡”、服务农民，又比较了解乡村，也见实效——用知识包括审美知识推动乡村建设。孟胡子和他的团队是当代乡村建设中涌现的新人新事，这样的新人典型与传统典型不太一样，需要被发现，也需要被书写。小说《宝水》关于乡建专家孟胡子和他的团队的书写贯穿始终，不是一小笔，而是一大笔，在小说结构中甚至起到推动作用。现实生活中富有价值和意义的变化，进入作家的视野，并被文学化地表现出来。 推动乡村政治生活的运行，起重要作用的除了基层权力组织，还有乡村伦理文化。它的形象载体就是乡贤、族长之类代表性人物。在《宝水》中，宝水村的接生婆九奶和福田村的“我”的奶奶就是这类代表。在作家的笔下，九奶和“我”的奶奶不仅有交集，而且互为镜像。小说中对于九奶的描写尤为用力，从老年写起，解密其青年时期与老原爷爷的关系。小说并没有停留在对九奶的“神化”层面，而是通过老原的回忆和转述，刻画出一个乡村妇女自愿被情感和伦理束缚的曲折人生。小说以九奶的葬礼和地青萍随老原上坟作为结尾。我们怎么理解传统？怎么解释传统？对于九奶这类乡贤式人物非完美人格和形象的塑造，既是作家对于人性实事求是的表现，也是小说叙事的留白。这种开放式表述，意味深长。这样处理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既写出了生活的多面向，也体现了现代小说的批判意识。 通过真实的逻辑写出乡土社会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本质，用丰富的细节描绘乡土生活正在变化的真相，体现了《宝水》作为小说艺术的现实感和及物性。 第三，《宝水》完成了文学既崇高又基本的使命。 写出让读者喜欢、难忘的作品，这是文学创作的基本使命，即大多数作家共有的目标和追求。在这个目标的基础上，作为“时代的号角、历史的见证”，文学还有崇高的使命。 以《宝水》这部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为例，有趣、好看、鲜活、文字和故事足以打动人，是小说获得传播的必要条件。但光这样，还远远不足以让小说获得广泛认同和持久传播。《宝水》让人难忘，是因为它提供足以说服人的现实生活信息。小说里的孟胡子、大英、闵县长，这些动人的形象显然既是我们周边熟悉的朋友，又是我们希望认识的远方的朋友，《宝水》里的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乡村，深扎下来，融入其中，感受和捕捉宝水的四季风物，康养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同时，他们不是乡村的游客和旁观者，而是建设者和支持者，与乡亲们一道动脑动手。所以，这部小说里的细节、人物和故事，深谙生活三味，能够打动人、感染人。作家也肯定不止一次地深入乡村生活的内部，才能了解乡村生活里深藏的秘密，比如被隐藏起来的疯女孩、被家暴的漂亮小媳妇、被老汉性伤害的留守儿童，等等。这些新的时代条件下乡村女性的非正常命运，被“我”以及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后得以被干预。乡村是熟人社会，每个村庄都有它要保守的秘密和保守秘密的理由。《宝水》写出了宝水的秘密，写出了乡村社会的不断变化与慢慢进步。 窥一斑而知全豹，宝水村的转变也是时代变化和进步的缩影。小说《宝水》区别于普通小说的地方，就在于它记录了真实乡村，见证了在现有历史条件下人类社会不惮改造环境、改变自己命运的实践智慧。这种实践，哪怕只是一个小乡村的阶段性实践，也反映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进程。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以小见大，这种写法，是文学的田野调查法。 二 同时，《宝水》又是从个人记忆出发，描写日常生活经验、具有精准主体定位的文学书写。 小说显然带有作家乔叶的个人印记，是从作家的个人记忆、性别特质和个体经验出发的文学创作，小说的经验具有鲜明不二的主体性。 第一，这个主体首先是女性主体。 小说的叙事视角是女性视角，女性的体验感受和女性审美特征表露无遗。最重要的是，小说通过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和书写，给予女性精神主体的建树以主动性和自觉性。只需举一个例子就可说明。整部小说贯穿始终的是“我”对于村庄里妇女的情感生活以及在家庭中地位的关注，这种关注，还溢出到“我”对于母亲作为城市妇女与乡村亲戚交往的观察和同情。前者的典型代表是香梅被家暴的经历和她独特的反抗形式，这个人物及其命运具有真实性和代表性，体现了小说的“深切社会性”。家暴以及健康性生活，作为一个普遍存在且难以启齿，也难以彻底解决的问题，其实已经超越乡村生活，进入到一个更加大众化的生活层面。乡村在这个问题上更是重灾区。后者以“我”的母亲与父亲为例，是对“我”的原生家庭的一种反思和批判。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善良的女性普遍处于弱势，是痛苦和被伤害的对象。香梅和“我”的母亲都有各自的反抗方式。这种反抗，也是女性的一种自我拯救和精神建构。 地处中原的河南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地处晋豫交界的中原农村，方方面面的生活都能体现出孔孟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在整个社会逐渐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宝水村也难免发生变化。这些变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女性的地位和命运被关注并开始改变。小说中对于地青萍与老原关系的描写，是作家试图给予男女相处之道以一种理想性的描绘，即精神时有共振、生活互相依靠。当然，小说《宝水》虽然提出了这个问题，也试图用自己的方式解答这个问题，但是否就是理想方式，也还未有定论。所以小说哪怕是到了结尾，对于地青萍和老原的关系，也没有给出明确结果。这恰是女性逻辑和女性叙事的特点，平缓、犹疑、等待…… 第二，这个主体，还是城乡跨界的文化主体。 城乡跨界形成了小说叙事主体独特的文化逻辑。小说开篇对地青萍的心理描写，是对城乡生活不适的矛盾心情的表达，直接点了题。其间，关于奶奶和母亲的关系以及家族不愉快来往的回忆，不断地纠缠着地青萍，这也是她对乡村生活具有顾虑甚至抵触的缘由。但宝水确实又像春水一样，治愈了地青萍的失眠症，让她找到了心情平复下来的方式，找到了从城市退避乡村的生活方向。地青萍作为一个女性的性别意识开始苏醒，作为一个社会人的价值感开始复苏……如果没有这么动人的性别意识、文化意识，就不会产生丰富的文学意味。 城乡差别日益缩小也是地青萍面临的一个现实。由一个曾经有城乡交往痛苦经验的人，变成一个几乎扎根在宝水村的新型下乡人，这种设计既巧妙，便于观察和叙事，也具有戏剧感。改变并没有那么容易，也没有彻底，作家甚至在小说里也主动解构了这种跨界身份：在赶集的人群里，地青萍还是“鹤立鸡群”，一眼就能被识别出来。小说这么写，说明是实事求是、贴近生活写了。改变其实也没有那么必要。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农业国家，城市与乡村具有割裂不断的至密关系。何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果解决了共同富裕问题，城乡关系问题也将迎刃而解。由此，小说《宝水》从一个方面触及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 第三，这个主体还具有知识分子视角，这也是真实动人的部分。 某种程度上，小说《宝水》对于知识分子行动能力的书写，是对长期以来关于知识分子精英化、缺乏行动力的看法的直接反驳。事实也是这样。知识是力量，知识的主体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以各种路径和方式介入广阔的社会发展实践之中。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每一次变革，都离不开具有觉悟和牺牲精神的知识分子的奋斗。当下正在进行的乡村社会建设，既需要自身内在动力，外力的推动也必不可少。知识分子在推动乡村社会发展中，同样发挥了可贵的作用。发现和承认这个事实，也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书写精神。《宝水》对于知识分子主动参与改造社会实践这一事实的发现和书写，也是对20世纪初五四新文学以来启蒙传统的一种继承、光大。从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开始，用知识推动社会进步，“为人生的写作”这一脉重新得到重视和呼吁。《宝水》的写作也是这种文学观的传承，特别值得肯定。 三 不仅如此，小说还是一幅铅笔素描打底、水墨写意，既有精工细描又有泼墨渲染的宝水画卷。 长篇小说具有诸多优势，其中最大的优势是叙事优势。长篇小说的叙事魅力与中短篇又有所区别，体现在哪些方面？答案很多，千变万变，有两点不变：一是结构要足够精彩，二是讲述要生动。这两点互相成全。 长篇小说是长卷，结构是素描打底部分。清晰、精妙、完整的结构最考验长篇小说的写作。长篇小说《宝水》的结构看似古典，其实现代，静中见动，变中有常。看似白描，实则铺陈；看似抽象，实则具象。表面是平静、日常的生活流，其实是时代生活的现场，暗流涌动，围绕不同人物命运起承转合、明暗呼应，层层叠叠中，轻舟已过万重山，细密、紧致、轻快，读起来一气呵成，不拖泥带水。 叙事魅力也与语言风格直接相关。作家对于乡村日常生活的描写细致丰富，特别是对于各种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仪俗、“饮食男女”等乡土生活内容的层层铺写，提供了诸多新鲜知识和生活信息。“种豆要种稀溜稠”“捋槐花”“椿芽一寸”“上梁”，等等，光看这些标题，既是生产生活知识和传统的普及，也是各种来自土地的趣闻轶事的记录，被作家形象化地巧妙编织到人物关系中。看似信手拈来，其实寓意深埋，结结实实地写出生活和生命的质感，读后令人感喟。 作家乔叶的语言清丽漂亮，能指和所指匹配到位。语言，第一是恰当，富有表现力；第二是隽永，富有韵味；第三是细腻，富有张力。恰当，言其准确合适，具有精准表达能力。这也是我最看重的语言特质。必须认知清晰，思想和思考到位，心手一致，才能具有这个表达能力。隽永，是写散文出道的乔叶的优势，也能看出来，在一贯的“美文”基础上，作为小说家的乔叶语言又有新的进阶，比如意味更加丰富活泼。活泼最有力的证据是善用方言。这说明乔叶有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对于语言的使用也很用心。细腻，才是好的小说家必须具备的语言素养。有细腻的语言，小说的叙事才有美学气质，细节才有可看之处。具备这三点语言特质，是《宝水》成为好小说的必要基础。可以说，《宝水》是一部用轻言细语清唱出来的《大风歌》。 在乡村题材的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宝水》作出了可贵的探索，有效地实现了现实题材创作和乡村书写的突围。它突破了乡土写作从外面向里面看的风景式写作、田园牧歌或挽歌式写作、到此一游拼贴画式写作等局限，往诚实、扎实的生活现场写，在经验与超验、小事情和大历史之间实现平衡。通过长篇叙事，实现了传统与现代交织下的乡土生活的重塑。用貌似抽象的结构，写出一部扎实、具象，具有多义性美学追求的长篇小说。《宝水》的完成，充分说明作家在生活现场的必要性、善于讲故事的重要性。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 荐稿编辑：云帆沧海 | 责任编辑：风 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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