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宏 | “人生短，艺术长”——丰子恺的家庭教育
1 入秋。桐乡石门镇子恺漫画村“康泾诗家园”工作室里，宋雪君饶有兴趣和我谈起外公丰子恺的往事。窗外，墅丰村甜柿已结出圆圆果实，泛出诱人的青涩。 2 “有一年，平湖叔同小学校长请我去讲讲丰子恺。校长告诉我，学校一直崇尚‘体艺优先’。因为他们认为，培育孩子对体育、艺术的浓厚兴趣，不仅不会挤兑其他学科的学习时间，相反还会促进提升主课学科成绩。事实上，他们学生的主课成绩多年来位列同类学校前茅。”宋雪君谈起这件事时说，“当时我虽然觉得很惊讶，但却证实了我外公在孩子教育上始终坚持的一个信念——兴趣爱好是学科学习最好的老师。” 有一次，丰子恺收到开明书店给他送来刚刚出版的《音乐入门》毛边本，就用小刀把连着的书页一张一张裁开来。大儿子瞻瞻在边上好奇地看着。等丰子恺外面转一圈回来，发现瞻瞻自己从书架上找了一本《楚辞》，正用刀子一页一页裁，还得意地对父亲说：“爸爸，我也会裁了！”当时丰子恺十分恼怒，好端端一本书被瞻瞻弄得不成样子，手举起来准备打他。但脑子转念一想，孩子只是模仿自己行为，怎么可以将他的兴趣扼杀呢？于是，举起的手慢慢放了下来，变打为抚，夸赞瞻瞻能够学大人的样做事情了。一直到后来，等瞻瞻慢慢懂事，丰子恺才开始跟他讲述爱护图书、爱护财产的重要性。 “外公始终认为，无论什么事，第一必须有‘趣味’，然后才能‘欢喜地从事’。生活中，只要他发现我们有兴趣爱好，就必定鼓励我们将它转化成知识，从不因为我们不小心打翻凳子、弄脏衣服、弄坏家具而发脾气。在他看来，培养兴趣爱好才是鼓励孩子探究知识的最佳手段。他的多幅漫画作品，如《瞻瞻的脚踏车》《拉黄包车》《买票》等，无不记录下我们生活中的各种情趣。” 丰子恺1937年开始漫长的逃难生涯，迤逦西行历时8年，途经十多处地方，他的七个孩子（其中丰新枚1938年在广西出生）无一例外随其逃难，可以说他们的童年、少年生涯都在这段时间度过。按理说，逃难期间孩子们是难以得到良好教育的，但这七个孩子后来有三人成为教师，三人从事出版社编辑（研究员）工作，一人精通多国语言，任海外专利代表，“基本上是外公一个人承担起我们的教育。虽然他也教我们国文、数学、英文等学科，但教我们更多的是艺术。他是书画家、文学家、翻译家、美术音乐教育理论家，总是将我们生活中发现的有趣的事转化为兴趣爱好，不断培养我们对知识的探索和追求。他的这种教育方式，让我们终身获益。”
丰子恺与女儿丰一吟 3 “很多人觉得学习就应该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外公却不这样认为。他觉得做事就应该先从难的做起。最艰难环节突破了，以后同类事物就可以迎刃而解。”宋雪君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外公跟他解释这番道理。他说这好比“高原现象”，开始学习时肯定要辛苦些，但当你经历千难万险攀登到高原顶峰时，你眼前就会豁然开朗，你就可以在高原上健步如飞了。 宋雪君的母亲丰宛音是丰子恺次女，她告诉宋雪君小时候父亲总是鼓励他们做超越能力极限的事。那时候家里有很多书，对识字不多的小孩子来说，啃完密密麻麻的字书简直就像翻“天书”。丰子恺每次将这些“难啃的字书”推荐给孩子们看时，丰宛音起先读不完一页就如入云里雾里，根本不知其意。可是慢慢地，有几句能够渐渐琢磨出意思来，她便很是兴奋。接下来，捉摸不透的地方开始向父亲讨教，慢慢品读慢慢玩味，终于一点一点明白了大概。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啃完这本书，已足足经历了几个月。虽然过程艰辛，但在丰宛音看来，这样的收获显然是巨大的。此后，只要阅读同类书籍，丰宛音非但没有初读时的艰辛，而是触类旁通，游刃有余。 “有一次外公教我们怎样写说明文，给我们取了题目《麻将使用说明书》，大家都很好奇。可真的要下笔，就有点犯难。外公说，说明文和别的文章不同，需要换一副科学的头脑，要写得别人一看就懂，并能运用。”听了丰子恺的介绍，孩子们马上忙开了，有的向大人请教，有的自己琢磨，然后总结出不少意见，大家一起讨论，统一看法，最后再弄清楚介绍一项事物需要怎样的文字表达。 经过一段时间准备，每个人都写出了一篇条理清晰、讲解明白的“说明书”。虽然文字多多少少有些稚嫩，但宋雪君说：“经过这篇文章写作，我们对如何写好说明文有了切切实实的感受，以后写作类似文体基本上能够做到得心应手。说心里话，不得不佩服外公这种‘一竿子到底’的教育方法——先难而后易，他让我们的局面一下子打开了。”
4 宋雪君打开手机，将《某种教育》《剪冬青联想》两幅漫画展示给我看。《剪冬青联想》中，一个园林工用剪子将冬青树剪得高低一致，而另一把大剪子正横架在一群人中最高的那个人肩上，好像马上就要把那个人头剪下来。而《某种教育》则完全是一个手工艺者利用模子塑造出一批一模一样的模型。 “很显然，外公对这种教育方法很是反感。在我印象中，他从来不给我们规划长大以后的事业。他认为，自己喜欢的东西，哪怕再小众，只要有益无害，都值得鼓励。”说完，宋雪君告诉我发生在姨妈丰一吟身上的一件事。宋雪君说，丰一吟曾告诉他自己是京剧迷，“迷到在艺专荒废课业的程度”。尽管如此，丰子恺也没有责怪她。 其实对于京剧（当时称“平剧”），丰子恺先生起初也没有特殊感情，只是缘缘堂初建成时作为摆设和点缀，买了几张梅兰芳的唱片。他知道“五四”时期有人写文章反对平剧，认为它有封建毒素，要打倒它，他也因此有点看不起平剧，对孩子们自然也并不鼓励接触。一直到1944年二三月间，丰一吟陪父亲旅行并举办画展，有一次在涪陵逗留时，发现附近有一家戏院在演平剧。父女俩闲来无事便买了票进去。这也是父女俩第一次一起看平剧演出，没想到一看就迷上了。当时的主角是李蔷华李薇华姐妹，后来都出了名。而那时丰一吟在艺专已经偷偷加入“平剧研究团”，和柴扉、关良等老师一起唱、一起排练、一起演出，演《武家坡》中的王宝钏，演女起解，李可染老师操琴。丰子恺知道后，非但没有怪罪她，后来还特地去看了一回丰一吟演出。那天关良和陈佩秋同学合演《梅龙镇》。关先生像他的京剧画一样，只求神似，所以唱四平调“啊啊啊……”时，竟忘了后面的唱词，他就用“嗯嗯嗯嗯……”来代替。这一来，竟博得了一个满堂彩。丰子恺事后谈到此事时对丰一吟学平剧只字未提，反倒对演出加以评述：“不是演员演的戏很有味道，因为这种客串的演员不大拘泥于程式，反而使人感到天真、自然、质朴。” “其实从外公的话里就可以发现，他并不干涉我们的个性发展，而他的教育方法就是个性化的。他教我们学古诗，从不死记硬背，而是用家乡石门土话吟唱。”说着，宋雪君情不自禁脱口唱起了石门土话《长恨歌》。“在外公看来，越是个性化的东西，越值得在一个人身上推崇，就越能够发挥作用，也越能够塑造人。他对我们说过，‘儿童时代所唱的歌，最不容易忘记。而且长大以后重理旧曲，最容易收复儿时的心。我总算是健忘的人，但儿时所唱的歌一曲也没有忘记。’（《儿童与音乐》）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健康成长，与外公这种‘个性化’教育——说自己熟悉的话，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塑造自己——息息相关。”
宋雪君在外公的书桌前创作 5 “坐过飞机的人都记得，当你有需求时，空姐会走到你面前，然后蹲下来跟你说话。这就是平等意识。我外公给我的印象，就是他考虑问题总是站在对方角度去思考，从来不居高临下。” 宋雪君这番话让我联想起丰子恺的漫画《平等》中，因为狗比人矮得多，所以小朋友就坐着和狗对视、聊天；《我们设身处地，想象孩子们的生活（二）》中，孩子坐在大人常用的凳子上，眼前只看到桌子上盛菜的碗，却看不到碗里的菜。记得丰子恺先生说过：“试看现在的家庭里，桌子都比小孩子的头高，椅子都是小孩子所坐不着的，门都是小孩子开不着的，谈的话与做的事都是孩子们所听不懂又感不到兴味的……假如我们大人到了这样一个设备不称身而言行莫名其妙的异人的家庭里去生活，我们当感到何等的苦痛！” 他又在《幼儿故事》中写道：“世间的母亲！你们对孩子讲话的时候，须得亲自走进孩子的世界中去，讲他们的世界中的话。即你们对孩子讲话的时候必须自己完全变成孩子。”而丰子恺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他每次教育孩子，总要弓下身或蹲下来；他编的适合孩子们阅读的教材，都努力站在孩子角度说话，按照孩子们喜爱的去设计。 内山完造在上海经营书店时，有一段时间生活很拮据，而他又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从不会向朋友开口。有一次丰子恺托他买一套《漱石全集》，因为缺了几本，内山完造便折价卖给丰先生。后来，内山完造又把其中缺的一本给丰子恺寄去，丰子恺寄给了他十倍的书价。内山完造还以为丰子恺弄错了，等知道是丰子恺同情他处境，但又顾及他面子才这样做时，内心充满感激。 “外公小时候让我们猜过一个谜语：什么动物小的时候四条腿，大了变成两条腿，老的时候又成了三条腿？当时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直到1971年底外公得了小中风，每天拄着拐杖出去慢走锻炼，我们才恍然大悟，外公已经进入‘三条腿’阶段。”宋雪君每次说起这段往事，总是饱含歉意。“那时候我们住在上海陕西路寓所里。房子有三层，外公遭受不公待遇，底楼和二楼的一部分都被强行分给别人居住。这样，外公每天早晨慢走回家，发现门关着，就很难进家门。外公从不麻烦别人，所以刚开始他就在下面等，直到姨妈起床发现才下来给他开门。后来，姨妈跟我这个懂点机械知识的人说，能不能给外公装个门铃，这样底下一摁，二楼就可以听到。我当然很乐意。但安装时根本没有考虑外公身高，以及他因为小中风手已经不能伸直的现状，结果外公根本够不着门铃。虽然后来我马上调整位置，而且外公也没有责怪我，但以后面对外公我总是很愧疚。你看，他是一个处处为我们着想的长者，而作为晚辈，我做事情却只从自己角度出发，实在惭愧。”
1957年丰子恺60大寿时大家庭合影（前排居中者为宋雪君） 6 丰子恺是包办婚姻。当时石门督学徐芮荪看中丰子恺才华，一定要将自己长女徐力民许配给丰子恺。那时候丰子恺父亲已经过世，母亲钟云芳虽竭力反对，但无济于事。在钟云芳看来，双方门不当户不对，会给丰子恺今后人生带来很大压力。另外，母亲深感丰子恺怀揣远大志向，虽然身上有浓厚的家庭观念，但以后若远走高飞，必定导致媳妇形单影只。 所幸的是，丰子恺并没有成为母亲起初担心的那个人。尤其是逃难过程中，丰子恺始终将妻儿等一大帮亲人一共十六人带在身边，一个都不让他们掉队。起初还担心七十岁岳母舟车劳顿难以同行，想把她安顿在兰溪，最后却割舍不下，派侄子接她过来，以后便一直陪在身边服侍。“我外公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男人。他与生俱来的浓浓亲情，想必是许多普通人都难以企及的。” 徐力民自从嫁给丰子恺之后，尽了妻子服侍丈夫、母亲照顾孩子的责任。后来丰子恺在国内外声名鹊起，人也英俊有气质，被誉为“潇洒风神”，却从未有一丝半点绯闻。他和妻子精心呵护七个子女以及他们后代，仿佛勤劳温顺的家猫始终将幼崽庇护在温暖的怀抱里。 抗战爆发，对曾经东渡日本的丰子恺来说，犹如当头一棒，彻底撕碎他之前对日本的印象。后来接连不断、惨绝人寰的杀戮事实让他清醒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的丑恶嘴脸。从那一刻开始，他对日本侵略行为深恶痛绝，在他以后的文学和漫画创作中旗帜鲜明地表达出来。“宁为流浪者，不当亡国奴！”那段时间，丰子恺创作大量揭露日本侵华真相以及反抗日本侵略的漫画作品，在艺术界引起极大共鸣。他把对国家的爱和反人类的恨宣泄在生动活泼的艺术形式中。 “这是外公作为一名艺术家的责任。家国情怀在他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对宋雪君的这句话，我深有感触。此后，丰子恺用毕生心血创作完成《护生画集》，整整450幅，不仅兑现对恩师的郑重承诺，更体现他关爱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责任担当。
宋雪君与陈伟宏在子恺漫画村 7 “外公解释为什么画画喜欢用白描时说过一句话：‘一览无余，反比不画而任人自由想象的笨拙得多’。他说：‘我希望一幅画可以看看，又可以想想。’他觉得画应该是开放的。而在我看来，他画的背后，一定还有丰富的人生哲理在。第三届丰子恺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召开时，北京大学派了几名哲学专业师生来参会。我觉得很奇怪。后来他们告诉我，先生不仅仅是文学家、艺术家，而且还是哲学家，是名副其实的‘文艺哲学家’。他的《渐》《大账簿》《家》等篇章，无不闪耀着哲学思辨的光芒。” “人生短，艺术长。”当我采访结束，宋雪君老师脱口而出先生这句至理名言时，我把目光投向窗外。作为子恺漫画村标志性水果的甜柿，已然透露出勃勃生机。据墅丰村党委书记窦国勇说，现在很多地方都种植甜柿，但根植于墅丰村里的甜柿却总是枝繁叶茂，每年结出的果实口味至纯、甘甜绵延。我想，这不正说明丰子恺留给我们的教育思想，已经结出丰硕成果，滋养着一代一代的后人吗？ 人生可以很短，精神却可以很长、很长。 来源：读嘉新闻 | 选稿编辑：牧 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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