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君：陶渊明与诗歌史上第一次情感转向

因为智能机器人的冲击、大数据巨大信息量的轰炸以及疫情汹涌的多重打击，人们越来意识到人的本质是一个情感的存在，人作为情感的主体，其生命就是情感的活动，生生不息连绵相续的情动，直至死亡。所以，当下出现了情感转向，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思潮。其实，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的时刻，那就是魏晋时期，陶源明及竹林七贤是其推动者。

孙康宜在其著作《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中，称陶渊明“重新发扬诗歌的抒情传统”，认为陶渊明以个人的声音，复活了古代的抒情诗，宣告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哲理玄言诗模式的终结。“江左篇制，溺乎玄风”，“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六朝初期，寡淡无味的玄言诗风曾经流行一时，陶渊明以其自然清新的抒情诗予以阻击，重新光大抒情诗传统，并引发了后来诗歌史上的一次情感转向。

魏晋被誉为人的觉醒的时代。魏晋风度至今为人津津乐道。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高度评价魏晋风度。魏晋时期，战祸不断，疾疫流行，社会动荡，苦闷之士寻找生活答案和生命意义，灾难和人生短暂让人珍惜当下，反而促成了人的思考和觉醒。玄学与名教的争论，正是这一急促而焦虑的时代问题的显现，双方的对峙甚为激烈，社会秩序、家庭伦理和价值观念等都遭遇全面危机和冲突，嵇康被杀成为其标志。

魏晋玄学崇尚庄老，被认为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玄远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摆脱种种观念束缚，冲破礼教的桎梏，是当时的一股潮流，并从此打开了任情任性的闸口。玄学思辩性很强，玄谈玄理风靡一时，称为“清谈”，竹林七贤为其代表人物。魏晋玄学开启了观念革命，新的概念、命题，以及一系列抽象理论的探讨。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情”的推崇。宗白华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对于这一点，我略有不同意见，我觉得情本身就是一种自然，这一点在陶渊明身上表现得最明显也最彻底。冯友兰称魏晋风流的核心是“深情”，对宇宙人生皆“一往情深”，这种情，不只是对人，对万事万物皆有情，“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诗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这样的故事，魏晋比比皆是；“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这样的话语，就是魏晋人常常挂在嘴上的话语。所以，李泽厚说魏晋是人的觉醒的时代。在急剧变化的时代，魏晋人意识到人生短促，情才是最真实的，最值得珍惜和眷恋的。在名教和自然的矛盾中，在情和礼的冲突中，魏晋人推重“自然”和“情”，余英时甚至认为：“情”被宣扬成了一种最高的社会价值，用来破坏法制的基础。“以情坏法”、“任情破法”成为时尚，并为之提供理论依据：“礼律之兴，盖本自然，求之情理，非从天堕，非从地出”，可谓掷地有声！

但玄学主要还是侧重观念解放，真正将之实践到底行动到底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是诗人陶渊明。魏晋玄学有观念的启蒙，诗歌创作上却停留在理论概念上，表现为玄言哲理诗，本身并不自然，以致被刘勰等批评为论疏注疏，甚至被极端者认为这些玄言诗毫无价值。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陶渊明脱颖而出，如一股清风，一扫枯涩昏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陶渊明被认为是真正的“自然诗人”，他观念上受到了玄学的影响，自认“质性自然”，行动上真正付诸实践，在诗歌中真正做到了情理兼备，以诗贯彻其精神追求。孙康宜称陶渊明重新发扬了抒情传统，而且，颇有创见地，孙康宜对比研究，认为陶渊明的“田园诗”偏重抒情，谢灵运的“山水诗”则偏重描写。也有论者称陶渊明是主观的、全身心的，谢灵运是客观的、局部的，一个重写意，一个则写实。

陶渊明的情感转向主要体现在二个方面：一是对于自然的热爱，主要是其田园诗；二是对于人世的深情，包括他的亲情友情甚至爱情；对于这两方面，他在情理上都全身心投入，可以说有一种自觉性主动性。

孙康宜认为陶渊明的“田园诗”最重要的特征是抒情，一种扩大了的自我抒情，比如对田园的真心热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很满意自己居住的地方：“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对耕读生活的沉浸：“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对乡土的眷念：“山涤余霭，宇暧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连风也是有情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陶渊明喜爱菊松兰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秋菊盈园”“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三径就荒，松菊犹存”“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珍异类，卓然见高枝”“幽兰生前庭，含熏待春风”“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等等等；陶渊明对自然的真心热爱，所以才会有退隐之后的由衷感叹：“久在樊笼里，终得返自然”。

陶渊明对人情世情的抒写也比比皆是，写子女：“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弱女虽非男，慰情聊胜无”；写朋友：“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对邻人也是深情的：“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他挂念着人世：“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陶渊明和友人唱和的诗歌不少，如《答庞参军》《酬丁柴桑》《于王抚军座送客一首》《和郭主簿》《与殷晋安别》《赠羊长史》《岁暮和张常侍》等等，说明他是一个很看重朋友的人。很有意思的是，一般人心目中的陶渊明，是一个冲淡恬然的形象，但他也有过强烈的爱情，有过激情澎湃的时候，这就是《闲情赋》里所展现的：“原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肩……/愿在莞而为席，安弱体于三秋……/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楹……”，他写了“十愿”，表达的是愿随时随刻伴随爱人，亲近爱人，无论早晚；愿随时随地地侍奉爱人，依偎爱人，无论睡眠休憩还是弹琴外出。这样赤裸裸的表白，千古罕见，可谓胆大，肆无忌惮，这也应该归功于魏晋自由开放的价值观念。对爱人由衷的赞美，如此深情悱恻，其文辞何等华丽香艳，毕竟，谁都有过青春年少，有过爱欲缠绵，这也展示了一个真实的可亲可近的陶渊明。可想而知，《闲情赋》在历史上引起过一些批评，但苏东坡为之辩护，认为那些批评是“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陶渊明贵在“真”，“真”是陶渊明诗意的秘诀。此后，《闲情赋》被认为确立了一个有血有肉情感味浓的陶渊明形象。

陶渊明在乱世之中，自觉地选择，退回到情感、个体和家庭，他的“归去来兮”是个人的宣言，宣布他的决定与觉醒，他个人的觉醒就是一个时代的觉醒。

陶渊明以诗储情，可以说也给了我们很多启发。我们经历的时代，也是一个巨变时代。上个世纪的语言学转向，是顺应时代数字化的变化，连黄仁宇都批评传统中国缺乏“数字化管理”；同时，也为程序化时代提供了哲学支撑，语言要被实证化、逻辑化和程序化，开启了后来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道路，直至，走到计算机语言，走到今日的大数据时代，一切皆可纳入程序。更凶猛的还在后面，智能机器人历史性地登场了，还有人脑芯片、基因编辑造人等等，不可知的未来正在到来，人类正再一次陷入生存危机、伦理危机和意义危机。

现在看来，“情感转向”就是对这一可能的可怕后果的反抗和阻止，就是早醒者的抵抗运动和共同行动。“情感转向”，是语言学转向之后又一重大事件。由哲学家斯宾诺莎，经德勒兹等发展，逐渐形成一个“情动”理论，认为人的存在就是情感活动，人的本质就是一种情感行为。情动，就是情感连续流变、时强时弱、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状态。情感是永动机，是人之欲念来源和持续生命力。

我们这个时代现在正在经历情感危机，人类变得倦殆，躺平和摆烂现象随处可见。《纽约时报》最近有篇文章标题就是“全球愈演愈烈的悲伤浪潮”，盖洛普每年对140多个国家的约15万人开展情感生活调查，去年，消极情绪数据创下新高。德籍韩裔哲学家韩炳哲的《倦怠社会》一书对此分析：倦怠社会出现，是因为功绩社会对成功的过度推崇导致出现大量忧郁患者和失败者，人因此变得很冷漠倦怠。这一现象也与大量强刺激的过度信息轰炸有关，大数据巨大的信息量等同大规模精神杀伤性武器，撕裂个体。很多信息是虚假的，虚假信息喧嚣不仅让灵性消失，而且容易引发幻灭感和虚无感。这种强力持续刺激也导致了人的倦怠。韩炳哲另一本书《爱欲之死》认为因为过度个人主义，过度自恋，导致人们不再关心关注他者，人类亲密关系断裂，导致爱欲之死，深度忧郁症者增多。但是，只要爱欲不死，人类就有希望。爱欲需要指向他者，需要心灵默契彼此回应。巴迪欧说“爱情是最小的共产主义”，家庭、团体乃至民族，本身都是情感共同体。

情感越来越受到关注，当下人们更强烈地感受到情感的重要性。人之本质是一个情感的存在，可以把握、控制、组织和保存情感，这是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这也是人区别于机器的地方。诗歌里储存着人类的情感史和心灵史。情感是诗歌的基本元素，抒情是诗歌的特质。抒情就是捕捉情感、积淀情感、编织情感和保存情感。诗歌是情感的容器。屈原《九章》：“发愤以抒情”；刘勰《文心雕龙》：“人禀七情，应物思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唐代孟启“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严羽《沧浪诗话》：“诗者，吟咏情性也”；冯梦龙甚至有“情教”的说法，强调情为天地万物的本源。可以说，诗歌是情感的储存室和档案馆，从诗歌里可以发现人类所有的情感信息和秘密。

情感是人最根本的本质，是人存在的证明。我们这个时代跟魏晋颇有相似之处，一是世界巨变，未来不确定性增多；二是疫情困局，让人珍惜当下，只有情感的安慰能让人走出抑郁；三是智能机器人、人脑芯片和基因编辑造人的汹涌来袭，让人恐惧和抵抗。智能机器人能下棋，也能写诗，还能书法绘画，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只有情感才能证明人的存在。还有一个就是在时代变局之中，人们普遍感到无能为力，到处都是众生喧哗自话自说自以为是，没有人愿意倾听他人诉说。两个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同学，在微信群里一言不合就可以拉黑、踢群，就永不再见，大家感到不可思议，感觉深受伤害。于是，人们开始反思，开始寻找真情。开始回到情感，退回到小的情感共同体，爱人、同学、朋友、家庭以及社区等等，寻求爱的保护，避免伤害，构建心灵的家园。

诗歌是情感的储存器，人们可以通过诗歌，来缓冲压力，重新建立爱的联系，建构情感的共同体，建造心灵的保护区，重建人类的家园。因此，诗歌在“情感转向”中，可以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从诗歌里开展情感的考古学，我们也可以以诗歌开启情感的探险史和开发史。借助诗歌，构建人类的情感共识，历史早就有过尝试，在春秋战国的乱局中，孔子编订《诗经》，提倡“诗教”，把诗歌作为基础和基本的教育方式。因为诗歌能唤起情感的觉醒，形成人类共识，同时赋予教化功能，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教导如何做人处世，如何尊老爱幼，如何邻里和睦，如何相亲相爱，建立人类情感共同体，所以《毛诗序》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之大用，于此可见！

——本文根据讲座整理修改而成，刊登于《南方都市报》2023年1月15日

来源：北京诗局 | 荐稿编辑：风 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