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之“共性共习共识”下的文化演变

       统论：

       婴儿赤子接近于天地精神，人类的“本然之善、性得之真”是人类在理性层面深层的相同之处，是共性；人类进入后天“男女饮食”两大欲望，顺心、顺眼、顺耳是共习；人多欲则心乱，心乱则失序，人类生存必需文化。实现“和谐共生，万国咸宁”的大同世界，追求真善美，摒弃假恶丑是人类的共识。

       “男女饮食”是人类永无休止的两大欲望，从广义来讲是社会进步的动力，狭义来讲则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因为每个人都有其生活上追求的两面性。就物资生活而言，虽然没有一个最好的标准，但人们总是希望好了幻想更好。就男欢女爱来讲，则又是眼花缭乱不能自拔，只能是暂时的满足而没有永远的如意。人类社会自古以来遇到的难题，就是如何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如何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才是最合理、最实在的方法。这完全在于人心的选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价值取向，而人心的价值取向离不开文化的熏陶。从而确立人类的理性行为，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因为，追求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始终是人类相互矛盾的问题，这二者的关系并非是完全融洽的，追求社会正义意味着个体需要为集体的利益作出让步妥协。

       01、简述西方文化的演变

       纵观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产生，大多是由对庶务的信仰崇拜开始，认为神、佛、主是创造了世界万有的造物主，形成了“巫史文化”观（感性文化）的‘君权神授’宗教与政治的混合。黑死病的蔓延撕下了这一虚伪的面纱，由此引发了西方封建贵族为了追求世俗观念的自由而反对宗教神权的文艺复兴。

       随着资本主义力量的逐步强大开始了启蒙运动，它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近代欧洲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实质上，它是资产阶级为了向封建阶级夺取政权，确立资本主义统治而做的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准备。

       如果从形成国际关系的几个重要时期来看资产阶级革命的行为轨迹，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资本主义的主观愿望来讲，是为了追求“男女饮食”永无休止的两大欲望，而要实现这两大欲望需要经济和权利的支撑，从而决定了其行为轨迹的无所不用其极之殖民、掠夺。所谓的工业革命、科学发展的西方现代性，客观来讲，促进了生产力的进步；从主观来讲，也是为了用于商业掠夺、殖民的战争，并不是为了给人类谋福祉。

       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资产阶级的宗旨，人人如此，这个利益从哪里来？必然是自然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纵林法则兽行。《政治哲学史》作者施特劳斯指出：“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制的真正的内在危险从根本上讲是理论的危机。这种理论的危机已经或正在导致实践的危机。现代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对古典政治哲学的挑战，使西方世界丧失了对其原有宗旨或目标的信念（善恶有报的因果观），从而导致了随波逐流、盲目信从以及庸俗市侩作风的日渐盛行。因为放弃对人类目标的理性思考，否认关于好坏、善恶、正义与非正义之标准的真正知识的必要性，必然导致虚无主义和道德、思想境界的堕落”。

       西方话语认为，在自在之物世界中，上帝、自由、灵魂等为超自然的东西，属信仰范围，它们的存在是为了适应道德的需要。因为两个世界之间存在明显的鸿沟。从康德之前苏格拉底等欧洲哲学家承认上帝的安排，到康德承认：无论是经验还是理性都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为了维护道德的缘故，我们必须假设上帝与灵魂的存在，并把这些信仰称为“实践的设准”，即一个无法证明的假设，但为了实践的缘故该假设必须成立。这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既然康德认为启蒙运动是人类的最终解放时代，将人类意识从不成熟的无知和错误状态中解放出来。那么，康德搞一个这样信仰的假设，绝对也不会成为人们真正的信仰。所以，西方人一边礼拜忏悔、一边恣意妄为也就见怪不怪了。无论他们是否愿意正视这种境况，但这毕竟是西方的社会现实。

       众所周知，西方创立了社会科学并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西方话语已经转变为政治意识形态。

       政治意识形态有鲜明的阶级性。因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

       自由民主宪政制干涉他国内政的“强权政治”，导致了世界的功利走强、战争频发，人们只争权利、不讲责任、娱乐至死、“笑贫不笑娼，有奶就是娘”的价值观念，致使人类道德整体滑坡、人文精神失落，以及人与自然冲突的生态危机，人与人、人与社会冲突的人文危机，个人心灵冲突的精神危机。在此颓势、危局、困境之中，人类寻求出路的呼声四起——

       早在1621年，英国学者罗伯特·伯顿在《忧郁的解剖》一书里就直言不讳地说，中国文明是治疗西方爱情和宗教这两种忧郁症的灵丹妙药。360多年后的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共同宣言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汲取孔子的智慧”。法国当代社会学家蒂洛·夏伯特在《现代性与历史》一文中提出：“西方式的现代化究竟在当代是否尚有前途？”他认为，“现代世界所提供的信息对此作出的答复是否定的”；“（西方式的）现代性是大约在350年前建立的，这是一种惊人的‘进步’。……但在当今的世界中，人们似乎越来越能看到，在（西方式的）现代性的道路上写着一条大标语：此路不通”；“当前，（西方）现代文明所产生的影响，对整个社会来说也好，对个人来说也好，都是大难将临前的那种‘惶惑’”。许多研究现代社会问题的社会学家都认为，“现代性正处于矛盾之中”，“现代性已经陷入绝境”。“现在已应走到路边，重新探索一下，看看是否还有其它别的道路，可以超越‘现代化’（指西方模式）的道路而走向生活的美好方式”。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处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02、中国威胁论的由来

       拿破仑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雄狮，它一旦醒来，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颤抖”。如何应对？美国最早的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斯于1900年给美国总统老罗斯福的一封信给出了解决方法，信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中国）这个文明太过伟大和神奇，它的崛起将是我们所有人的噩梦，唯一的方式是用我们的思想完全替代他们的思想，让他们未来的领袖与精英认为我们才是伟大和先进的，这样远比用军旗去统治他们更可靠。”“假如美国在年前能将中国学生成功地吸引进来……，那么美国这种从文化上控制中国的方式无疑是最巧妙的”。于是中国有了庚子留美学生和清华学堂。

       这封信至今在清华大学“校史馆”中能看到，以中英文对照呈现，它传递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用西方思想或者说用转变为政治意识形态的西方社科体系，为中国人未来的领袖和精英洗脑，培养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和社会公知。

       03、中华文化的历史演变

       中华道统文化认为，世界之万有是“广而无边、乍而无内、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道”所创造并控制。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宇宙那个原动力。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经·系转》）。从伏羲画八卦确立中华“道统”文化的“万物一太极”的阴阳思维，到轩辕黄帝，以《易经》八卦之说，归纳统摄万物，作为天地、宇宙、人事、物理抽象理论的法则，辨别日月行度，划分星辰为二十八宿，作甲子以定历法。从效法天文、地理、物理的法则，创培生理、心理、无疾而养生、有病求医药，外加心理治疗等科学的方法。由此可知，上古中华民族一开始即孕育出了良好的原始科学、哲学与宗教合一的文明。

       “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这不仅是万物化生之理论基础，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二进制”之源头。任何事物的变化都超越不了 “三才之道，六级之变”。中华文化是从简到繁，最后“原始反终”。源于实践、反躬自省、具有科学灵感、包罗万象的中华道统文化，蕴含着相生相克、求同并蓄“和”的哲学理念。

      造化之机，如果没有生化则势必了无生机，变成死水一潭；没有制约则又亢而为害，酿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自然界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要妙竟是这般地神奇，这样的伟大，以至于宇宙整个的物质世界，在动态中求得了总体的平衡。人心平衡，天下泰平！人多欲则心乱，心乱则失序！

       所谓“相生相克、求同并蓄”，拿五行来讲，金克木，但金又生水，水又生木；木生火，火又克金，木克土，而火又生土，土又生金···。因此，事务发展的“因果观”、“和为贵”成为中国人最大的信仰。“和”是中华文化长寿的秘诀。中华文化中所讲的“和”，区别于拉帮结派、沆瀣一气的一团和气。所讲的“克”，区别于宗教派别之间你死我活的“斗”。

       在中华道统文化阴阳五行相生相克、求同并蓄的“和”的际会里，体味“和”的境界，岂独是人？“中也者，天之达道也；和也者，地之大本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古老中国对人类命运终极关怀的学说。

       中华文化对人的要求很高，向圣人人格看齐。什么是圣人人格？

       乾：“元、亨、利、贞。”

       乾卦《文言》对“元、亨、利、贞”作了这样的解释：“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合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元是宇宙的本能，也是万物的开始，这个形而上的道生成万物而不要回报是众善的首领，善的思想，善的行为，一切好的一面的成长，才够得上所谓元。亨，则是好的结合，嘉是良好的意思，良好的很多因素集合起来才够亨。亨是众美的荟萃。利则要达到和的利，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要恰到好处地相和，才能达到真正的利。假使我有利，你没有利，乃至损害到你，而你得了利，一定会损害到他，这种有损他人的利，并不是利的目的，也不是利的定义。利是仁义之聚合。贞是一件事物的中心，干事要忠贞，贞是事业成功的根本。君子以仁来立身处世，自己的胸襟、内在爱人，才能够领导别人。待人以礼，则具备美好的秉性。施利于人，济人利物，则符合道义。养成内在坚贞，意志坚定，办事机智，则可以成就事业。人若能具备以上四种美德，就能无往而不适。

       能够生成万物的“道”是宇宙间至善的代表，只有善念才能调和、均衡恶念。为什么说“人之初，性本善”？就是因为那个代表宇宙间至善的“道”，它随时都在人的身边，并不是说修它就来了，不修它，它便跑了。所以说盗亦有道，坏人也有善心。

       《乾卦》上九爻文言曰：“‘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要懂得进退、存亡、得失的道理，必须做到“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要“终日乾乾”，与时谐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乾卦·文言）》只有广泛求知、追根究底的学风，才能进德修业，才能把握好“时”与“位”的关系。

       中华人本文化源于“承天地之道，以治人之情”。

       《易经·系转》里讲，“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动物链、植物链的出现产生了吉凶，但它们都有天敌而相互制约。人类的天敌在哪里？是人类自己。这是讲人类生存必需文化的道理。

       《集解》曰：“四时之变，具乎日月；圣人之化，成乎文章。观日月而要其会通，观文明而化成天下。”《程传》：“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

      《序卦传》集中揭示了事物“相因”、“相反”的两种发展规律。《贲》卦排在《噬嗑》卦之后，接下来为《剥》卦。“嗑”是相合的意思，事物不能草率交合，所以接着是象征文饰的“贲”卦。“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韩注》：“物相合则须饰以修外也。”过分致力于文饰然后亨通的路途就穷尽了，所以接着是象征“剥落”的《剥》卦。

       《贲》卦《象》曰：“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治理“庶政”，当追求“文明”景象；“折狱”，则以“明”为本，不可文饰其事。《大象传》强调“无敢折狱”，正是指出“文饰”不宜滥施的道理。程颐称此语“乃圣人之用心也，为戒深矣”。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每一个动乱时期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的历史演变。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这既是老子对人类心路历程每况愈下的写照，也是老子对中华文化历史演变之社会根源的讲述，同时也在告诉我们，历史上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社会文化如同人生病吃的药一样，哪一种病流行，就倡用医治哪一种病的药。这离不开统治阶级的尊崇，用之既久，必然产生消极的负面影响。

       孟子“人性本善”与荀子“人性本恶”悖论思想前提下都注重师教礼法。人性本善注重师教礼法是信仰。人性本恶之注重师教礼法是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之做作、伪装。如果说这个世界上人人的言行都在伪装，没有一个人可以相信，这样的社会生活还有幸福可言吗？荀子的学生李斯、韩非子认为人性本恶，只有法制可行，但是他们忽视了“人为法”永远不会健全，“自然法”永远不会规避的道理，所以，也就没有明白单纯的主张依法治国之诸多弊端的产生，导致了秦王朝的短命。道德教育是基础，法治教育是底线！

       春秋战国时期是诸子百家争鸣促使了道统文化分家。魏晋南北朝以及五代十国的动乱时代，相较春秋战国，增加了宗教派别之间的斗争。早在一千多年前，北宋文化大家张载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认为，在中国的文化历史演变中，自秦、汉以降是一个从“道绝师丧”发展到“宗教狂热”的时期，导致了大秦帝国的短命，乃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及五代十国时代的动乱。  这应该是宋明理学产生的根由。然而，宋明理学提出的“存天理，去人欲”又是如何转变为“存天理，灭人欲”的呢？可以肯定的说，天理永存，人欲不可灭。“灭人欲”与中华人本文化大相径庭！这种文化思想的转变，也成为皇权统治阶级束缚老百姓正当诉求的“合理”托辞，同时也成为西方传教士打着“救赎”的幌子在中国得以传播西方文化的社会基础。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坚船利炮，西方冠冕堂皇的自由、民主、人权思想在中国轻易登陆。

       回溯中国近代历史，中华民族经历了千古未有之变局。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系统分崩离析。为了救亡图存、民族复兴，中国掀起了学习西方文化的热潮。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在百年多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向西方学了不少，不但理想未能实现，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也失败了”。“先生老是打学生”的残酷现实，致使一些中国人丧失了自我。为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境况？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自海禁大开，群言庞杂，学者沦于圆滑之习，风俗陷于嚣躁之域。”

       可以说，西方的文化侵略起到了武力不可替代的效果。中华民族在中国近代史遇到的困难和危机世所罕见。这些问题的因果与丧失文化自信有着必然和直接的关系。毛泽东以他的伟大思想气魄找回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与自信，挽救了革命，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引领下，建立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中国。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是中国历史上自“禅让制之民天下”转变为“世袭制之家天下”再到“民天下”的再现。从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道德事业的精神追求、社会运作综合治理的秩序蓝图，是一条共同富裕发展的道路，有利于人类的和谐共生、长足发展。然而，随着毛泽东的逝世，西方国家加紧了对中国的颜色革命，唆使一些中国的文化汉奸在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否定毛泽东，抹黑人民英雄，抹黑人民军队，质疑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大有历史上“人亡政息”重演的现象。可以肯定地说，否定毛泽东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上世纪80年代热播的政论电视剧《河殇》曾被捧为“当代文化思潮的典范”，“站在当今思想的最前沿”，认为中国近代史的落后挨打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皆因西方送来之秋波，主张中国未来的道路应该完全西化，在思想文艺界激起那样多的回波。还有，我们曾经有那么一段时期淡化中小学课本里有关传统文化与中国革命传统教育的内容；把“折腾”、“十年动乱”作为声讨毛泽东的代名词。诸如此类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蔓延使得我们曾经迷失了方向。

       我们知道，1905年、1988年在国内学界曾经掀起了两次什么是“国学”的讨论，但都以中、西文化的论争为始终。

        改开以来，部分党员干部在成绩面前忘了“我是谁，为了谁”，腐败愈演愈烈，与此同时，一批大案要案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伤害了群众对党的感情，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党的执政环境也面临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的“四大考验”是长期的和复杂的。面临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四种危险”是尖锐的和严峻的。总而言之，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 

       可以肯定地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国内问题还是国际问题，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有些特点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世界各国、各经济体、各社会组织关系的错综复杂程度是19、20世纪难以想象的。同时，现代科技进步、特别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化技术推动着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方式深刻转型，新的组织形态、新的生产形态、新的消费形态乃至新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态等不断涌现。

        中国的今天需要什么？需要有一个铸熔、汇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新时代中国“和合”文化大智慧思想体系的引领。

       从中华文化的历史演变和社会实践中不难看出，文化思想领域的争锋永无休止，形成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社会文化离不开统治者的尊崇。传统文化在潜移默化过程中的稍许改变，对人类或祸或福；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崇正义、尚和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始终是炎黄子孙孜孜以求的目标。

       我们将诸子思想与博大精深的中华道统文化（《易经》）互证互显：以《易经》之“和”显诸子之“乖”；以诸子之“用”证《易经》之“体”。道家“万物并行而不相害”的玄言，儒家的“和而不同”，以及汉化佛家“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禅宗妙理，包括当代中国“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共处的五项基本原则”，以及中国共产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法宝“团结—批评—团结”，都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厚沃土。 “和”是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也积淀成为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把经济工作和道德教育、法制教育视如鸟之两翼、人之两脚、车之两轮不可或缺的关系，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治国方略，受到老百姓的广泛认同和接受。

       04、统治阶级是管理国家的团队

       可以说，西学东渐的过程也正是将“统治阶级”当做贬义词来用的开始。因为孟德斯鸠将具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之中央集权下的朝廷议事制划归为“君主专制。”只有资产阶级革命产生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三权分立”才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政权，不属于统治阶级的范畴。所以，他们将植根于中华文化丰厚沃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党参政议政的民主集中制，同样视作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我们知道，蛇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世界上各种动物都有头儿。作为群体生活的人类没有头领肯定是不行的。统治，顾名思义就是统一治理，统治阶级就是管理国家的团队，问题的关键是：这个执政团队的宗旨究竟是为多数人服务还是为少数人服务？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造成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变乱，在许多错综复杂的原因中，最大的乱源，便是人为的人事问题。尤其是主政和当政的人都是小人而非君子，那么天下就岌岌可危了。以权谋私、官商勾结的贪腐问题，欺上压下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弊端皆因人类之“共习”。这是历代统治阶级跳不出“周期律”的基因。可以说，这个怪圈中国有，外国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那么，对于统治阶级来讲，怎样才能够跳出这个“历史怪圈”？中华文化给出的答案是：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其实，人类历史上千古兴亡的人物，从做人与做事两个角度来看，贤与不肖，君子与小人，忠与奸，从纯粹哲学的角度来讲，很难下一确切的定论。如果单从用人行政上来讲，清初名臣孙嘉淦的“三习一弊”奏疏中已讲的相当透彻了！他说：

       夫进君子而退小人，岂独三代以上知之哉！虽叔季之世（衰乱的末代时势）临政愿治，孰不知用君子？且自智之君（自信为很高明的领袖），各贤其臣（各人都认为自己所选拔的干部都是贤人）。孰不以为所用者必贤人，而决非小人。乃卒于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

       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小人与君子共之，而且胜也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课事（工作的考核）考劳（勤惰的审查），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

        小人挟其所长而善投，人君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观之而其貌入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干部队伍“逆淘汰”）夫至于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岂可胜言哉！

       1945年7月，在延安访问的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希望中共诸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面对民主人士的诤言，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曾经辉煌，曾经衰败，也曾经亡国、复国。造成历朝历代兴衰更替的原因，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亡国可以复国的原因，历史同样给出了答案-中华文化包罗万象之同化功能，中华民族之凝聚力。中华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在人类文化史上独树一帜，这是全人类的共识。因为中华文化涵盖了世界万物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普适性和超越性的内在关系，所以，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也就成为我们一直引以为豪的一句话。显而易见，博大精深，说明了中华文化是综合性的大课题。在文化多元、学术规范的今天，以任何一家一派的思想解读中华文化，显然是凤毛麟角。源远流长，恰恰又证实了中华文化虽然历经磨难，但能够连绵不断、薪火相传而形成传统。那么，中华文化的同化功能、长寿秘诀是什么？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的内涵又是什么？这两个问题也成为近、现代学者和学子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共同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的解读既是对中华文化认知的切入点，也是解读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切入点。有了认知，才会认同；有了认同，才会尊重。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始终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中华传统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和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

       05、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虽然科学实证主义“事实与价值分离”的科学标准是虚伪的，但它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乃至东方文化的挑战在中国影响很广，但是，我们相信中华传统一贯的“道”统文化——《易经》文化——能够战胜现代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事实上已经见了分晓。否则，世界精英们不会声称“《周易》为万有概念的宝库”，“中国文化是欧洲科学灵感的源泉”，以致发出“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多年前汲取孔子的智慧”诸如此类的感慨的宣言。在此，我们特地引用英国著名数学家怀特的一段话：“我们对中国的艺术、文学和人生哲学了解的愈多，就会愈加羡慕这个文化所到达的高度。几千年来，中国不断出现聪明好学的人，毕生献身于学术研究；从文化的历史和影响的广泛来看，中国的文明是世界上自古以来最伟大的文明。中国人就个人情况来说，从事研究的禀赋是无可置疑的”。

       在西方现代社会科学从繁到繁的分科别类的引导下，导致了现代社会科学在日趋复杂的社会实践中滞后。所以，现在世界的学术界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科学研究不下去的问题，交给哲学来研究，哲学研究不下去的问题，交给宗教来研究。宗教的回答是：“不可说，不能说，天机不可泄露，只要你信仰，加入我这个组织就保佑你”，实际上等于什么也没说！所以说，西方现代社会科学不仅不科学，而且导致了迷信思想的产生，什么是迷信？盲目的崇拜就是迷信思想。 

       可以说，全世界近、现代研究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基本上都离不开西方社会科学之蓝本及其话语体系。所以，有学者指出,尽管很多国家在政治上获得了地位，但在话语体系上始终处于西方的“殖民”之下。

       中国有一句老话：“人在做，天在看。头顶三尺有神灵”。这个天，这个神在哪里？就是人民大众。这也正是毛泽东缔造的中国共产党一切依靠人民群众的根本所在。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为主导趋势，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各种矛盾和阶级矛盾充分显露，资本主义社会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这一不可克服的矛盾，导致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日趋激化，对科学的理论指导提出强烈要求。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也正是中国近代史落后挨打受辱时代。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并不是说，无端的造反也有理，而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国有句老话：“反者道之动。”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性质、目的和解放条件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深刻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它被社会主义必然代替的历史使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奋斗目标。

       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立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与中华文化以人为本的精神、追求“和谐共生、天下大同、万国咸宁”的世界蓝图相向而不悖。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因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可以说，包罗万象的中华道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是“体”与“用”的关系。因为中华道统文化是阐释“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的思想体系，讲述了世界万物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三才之道，六级之变”的因果规律。马克思说：“世界是物资的，物资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把握的。”就中华道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较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对中华道统文化的部分诠释，也就是对物资世界运动规律和人与人之间关系发展变化的研究，而没有阐释能够生成世界万有那个神秘的东西和物资世界的必然的内在关系。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阐释世界万有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终极探讨。

        可以肯定的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中国的原创性经验”，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王继光 杨四平 李 伟 石旺鹏、刘向南 

       2024年11月于北京 

供稿：原作者 | 责任编辑：牧 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