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洲：编辑部和中山路的故事

“编辑部的故事”与编辑部前面的马路故事

文/黄亚洲

一

　　在改革开放的热潮席卷嘉兴之时，嘉兴城原先那种街巷逼仄瓦房低矮的市容市貌，也顿起变化，亮丽的新区与街道陆续诞生，尤其是那条贯穿全城的东西向的主干道中山路，褪去了一身旧鳞甲，由蛇成龙，使得“大嘉兴”顿然有了呼啸奔腾之势。

　　刹那间，“浙北第一街”，声誉鹊起。

　　对于嘉兴人来说，最深切的城建记忆，便是当时的“一条中山路，半座嘉兴城”；至今忆起，都自豪得不得了。

　　确实，宽阔整洁气势宏阔的中山路，是一座千年老城蜕变成一个崭新的现代化城市的图腾般的象征，不但见证了嘉兴城市发展的由小至大，也一直承载着嘉兴人的历史记忆。

　　新中山路相比旧中山路，是一次彻底的脱胎换骨。

　　改造之前的嘉兴中山路，仅长1500米，宽8米。街东头是密密麻麻的商铺，西头是居民杂居的低矮平房。路面从东到西均是同样的坑坑洼洼，车流量也很低。这样的城市主干道，显然已无法适应一个地级市迅速起飞的跑道需求。

　　应该说，那个时候的嘉兴，还根本没有大城气象，仅是个“县城”格局。城区人口11.4万人，建成区面积仅7.7平方公里，环城河内的棚户区比比皆是，按嘉兴的一句俗话说就是“子城打屁股，四个城门都听得见”，可见城市规模之逼仄。不仅城市面积局促，而且各项城市基础设施也全面落后，根本无法适配“大嘉兴”。

　　其实，嘉兴人在读到国务院1983年7月27日发布的“国函字145号”文件，知道嘉兴已升格为省辖市，有“五县两区”格局，浑身的热血就开始涌动了，他们完全明白，嘉兴的城市规划、城市管理、城市建设从此都将拉开激动人心的大幕了。

　　嘉兴历史上第一个城市总体规划，终于在1985年11月经浙江省政府发文正式批准，其要点是：嘉兴城市用地，主要向北、向西，沿干道两侧发展，向东面适当填平补齐，构成以旧城为核心，同时向三翼扩展的“风扇型”布局形式。“风扇型”的城市布局，当然是极其合理的，由于东南、西北方向保留风道，便能够有效缓解嘉兴城区的“热岛效应”。

　　嘉兴人永远记得1984年4月，声势浩大的城市拆迁改造就此拉开了序幕：意义深远的一路（中山路）两桥（中山西路桥、铁路立交桥）工程，在万众欢呼声中剪断了彩带，狮子与龙一起舞动。

　　我自然也是这项宏阔工程的目击者。

拓建中的中山路 杜镜宣 摄

二

　　我是在嘉兴地区分设湖州、嘉兴两市后，从原先的地区行署所在地湖州，分配到嘉兴工作的。我的本职工作，也从原先的编辑地区级文学刊物《南湖》，改为创办嘉兴市文学刊物《烟雨楼》，组织新的刊物编辑部，并同时担任了嘉兴市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这个协会后来改称为嘉兴市作家协会。记得我当时所借住的嘉兴“东风旅馆”就位于中山路东头的北侧，所以每天上下班都需踩着坑洼与泥泞进出，但是心里每天都是欢欣鼓舞的，知道这条路正在痛苦蜕皮，知道嘉兴明日的宽敞与透亮已是必然。

　　我们这些从湖州刚调到嘉兴的机关干部们，因为没有机关干部宿舍楼可住，所以都分别栖身于嘉兴的四家被临时征用的小旅馆，每户仅分到一个小房间，于是只能住得很逼仄：几乎所有的家具都像堆仓库一样堆积在一起，煤气罐与小铁锅就置放在床头边，炒菜时非常担心火星子会溅上蚊帐。记得当时，省作家协会一位姓郑的老作家来嘉兴考察工作，我在家里请他吃面条，便以两张方凳接拼作为“方桌”，我俩坐着两张小矮凳面对面呼哧呼哧吃面条，吃得面红耳赤浑身冒汗。郑老作家说你们嘉兴怎么弄得如此艰苦，我说不要紧，马上就会好起来，成片的市级机关干部宿舍楼已经在建了，旅馆门前的中山路明年便可竣工，嘉兴腾飞指日可待。

　　郑老作家说，是么？

　　我说，肯定！

　　后来，我又带这位老作家去了我每天上班的《烟雨楼》编辑部兼市文学工作者协会办公室。办公室位于陈旧的嘉兴人民剧院三楼，是一个仅几平方的小房间，也算是租用，一张办公桌当中一摆，半个房间就没了。

　　郑老作家说，这么小的房间，怎么办公呢？怎么接待来访的作者呢？

　　我说，没问题，现在编辑部只我一个光杆司令，只要多放几张凳子就可以了，就可以接待两三个来客，以后的编辑部房间，肯定会大起来，我还要去调文学编辑，至少要调一位，以后我的办公室里可以面对面放两张办公桌，每天有两个人上班，墙边再摆一张长沙发，我中午可以躺着午休一下，作者来了也能坐几个，房间里再多摆几张椅子，那就可以坐更多作者，可以有七八个人坐在一起讨论文学，那就相当热烈了。

　　这已经是当时我脑海里的办公室理想状态了。

　　郑老作家说，是么？

　　我说，肯定！

　　我当时信心满满。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1985年黄亚洲（右一）与两位文学界朋友在嘉兴烟雨楼合影。 黄亚洲供图

三

　　嘉兴中山路的改造工程两年后按时竣工，于1986年11月全线通车。这条东西向的城市主干道建设得焕然一新，路长由原来的1.5公里延伸为3.14公里，路宽从原来的8米一下子增粗到40米，敞亮得令人不敢相信。

　　一条宽敞豪迈的巨龙驮起了整个嘉兴。

　　中山西路大桥也顺利通车，实现了中山路与中山西路的无缝对接。那天大桥的合龙仪式，彩旗飞扬，锣鼓喧天，几乎半个嘉兴城的老百姓都集聚在这里了，孩子们骑在大人的脖子上挥动小手，人们欢呼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

　　确实，“浙北第一街”的诞生使得嘉兴老百姓热泪盈眶，都明白自己的城市已经插上翅膀了，这样笔直豪阔的大道分明就是昨日的嘉兴走向今天的嘉兴的象征，也是今天的嘉兴飞向明天的嘉兴的跑道。

　　嘉兴整体的城市布局自此快速展开，中山路完工后，就开始沿着这条“浙北第一街”强劲地向西发展。嘉兴电力大楼、邮政大楼、纺织大楼、食品大楼、江南大厦、民丰大厦、丝绸大厦、文华园等60多栋巍峨的新建筑，在中山西路两侧的田野中拔地而起。整条中山路以自己焕然一新的面貌，成为当时嘉兴市政治、商业、文化娱乐的中心。

　　在这60多栋巍峨的新建筑中，也有一栋我特别希望早日竣工的“嘉兴市文教大楼”。这栋并不很高但颇有体量的4层新建筑，就建在中山西路北侧，离中山西路大桥不远，文化局与教育局各据半栋；而文化局所占用的那半栋楼的底层，整整4个房间，全划给了嘉兴市文联作为办公用房。

如今的中山路 俞永华 摄

　　我想象中的用房理想状态，忽然就这么落了地，落得堂皇而又气派。那天，看着我的《烟雨楼》编辑部的整整一大间窗明几净的办公室，看着两张崭新的面对面的办公桌，以及墙边一只高高的文件柜与一张神气的黑色皮革长沙发，我简直有点热泪盈眶。

　　接着，在文联领导的支持下，我很快就从一家商店引进了一位年轻有为的职工作为编辑部的文学编辑。这是一位名叫朱樵的业余小说作者，不仅6分钟之内就能从零件到整车完整地装配好一辆自行车，是个业务行家，更重要的是短篇小说写得有灵气，很有文学前途。我自豪地指着第二张办公桌说，这张办公桌就是你的了，我俩每天面对面办公。朱樵开心地说，哦，那么敞亮的办公室！我也同样开心地说，不仅办公室宽敞，办公室窗外的这条中山西路更敞亮啊！

　　由于刊物编辑部办公室的敞亮，嘉兴的文人们已经可以七七八八地常聚在此海阔天空，谈稿件，谈刊物，谈编辑思路，谈文学思潮，并且听着大玻璃窗外面的车水马龙。窗外中山西路上那种奔腾呼啸的声音，不仅是嘉兴经济起飞的一种伴奏，也可以视作嘉兴文化与文学在一个新起点上起跑的象征。

　　当时，不仅《烟雨楼》编辑部有了自己专属的办公用房，而且编辑部的专职美术编辑还可以坐在隔壁的文联财务室办公，也安放了一张办公桌；这样，我们编辑部实质上有了一间半办公室。若是文学作者汇聚得更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使用走廊尽头那间文联会议室尽兴谈论，因此这间专用会议室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算作我们编辑部的实际用房。若是文人的聚会规模再扩大的话，文化局的领导们也明确表示了，文化局的4楼大会议室都可以供我们使用，只要事先报备。

　　不久，我和小说编辑朱樵就在办公室内那只高高的文件柜上，给每只抽屉分别标注“小说来稿”“诗歌来稿”“其他来稿”字样。小说、散文稿件自然由朱樵初审，诗歌稿件则由编辑部聘请的特约责任编辑、嘉兴教育学院的伊甸老师初审。这两位编辑的看稿一向认真，也使得编辑部的日常运转十分润滑，秩序井然。

　　我当时就热泪盈眶地觉得，我们的刊物编辑部已经太阔绰了，办公条件太豪华了，文件柜有了，长沙发也有了，会议室也有好几间可以申请使用了，刊物编辑的基本队伍包括小说编辑、诗歌编辑、美术编辑、财务人员在内都以齐备了，还有什么理由不把新生的《烟雨楼》杂志办好，不把我们嘉兴市作家协会的各项工作做好，不很快带出一支朝气蓬勃的很有闯劲的嘉兴文学队伍来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嘉兴《烟雨楼》笔会，在丰子恺故居前。 黄亚洲供图

四

　　在那样敞亮的办公条件下，我们的文学组织工作当时也确实铆足了劲儿。为了提高嘉兴文学青年的写作水平以及增浓嘉兴市的写作氛围，我们常请省内外的文学界老师来嘉兴上文学公开课，先后请来授课的作家包括写《美食家》的陆文夫、写《柳堡的故事》的胡石言、写《最后一个渔佬儿》的李杭育。有着上千座位的嘉兴人民剧院被我们借用，连续好几场满满当当。我们还在嘉兴所属各县市轮流举办“烟雨楼笔会”，这一笔会有一次甚至还与《上海文学》编辑部联办，让嘉兴市的青年作者与当时上海崭露头角的青年作者金宇澄、孙甘露一起在嘉兴、海盐、平湖采风与研讨。嘉兴市的各种文学大赛也适时举办，以让更多的文学爱好者手握钢笔你追我赶。那一时期，嘉兴的作家队伍确实也春雷声声，拔尖人物频现，最出类拔萃的当数海盐县的余华，他从1987年起连续发表《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等短篇小说，一举成为全国瞩目的先锋作家。

　　我本人的住房条件当然也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善。我的家从拥挤的东风旅馆搬出，搬入了新建的嘉兴市级机关干部宿舍区“吉水新村”，一间房变成了三间房。这个崭新的鳞次栉比的吉水新村，就坐落在中山西路南侧，离中山西路大桥也不远。我妻子蔡继英在嘉兴市文化局工作，后被任命为嘉兴市文化市场办公室副主任；我幼小的女儿黄澜也安置在嘉兴第一幼儿园就读；我每天早晨用自行车驮我女儿去幼儿园并且在傍晚接她回家，自行车轮胎沙沙沙地响在宽阔无比的嘉兴中山路与中山西路上，只感觉每天的晚霞都如晨辉一样壮丽，每天的夕阳都有旭日的新鲜，只感觉车轮下的“浙北第一街”时时刻刻在奔腾，如飞龙，如骏马。

　　总之那几年里，我的工作条件与生活条件都有鸟枪换炮的感觉。我经常回忆起改革开放初期嘉兴城市建设起飞的那种雄壮与锐气，那是个几乎天天都有新鲜事情发生的年代，我至今对第二故乡充满感情。

　　我是1990年从嘉兴调回杭州的。告别我那间窗明几净的编辑部办公室之时，自然很有些依依不舍。但后来当我得知，我留下的那把办公室钥匙，以及那张办公桌的抽屉钥匙，都一起移交给了从海盐县调来嘉兴市文联的余华，心里又特别开心。事实证明，嘉兴文艺界后来人的文学爆发力要大大优于我们这些人，嘉兴当代文学事业的前景已无限开阔。当然，余华在我坐过的那张办公桌旁也没坐多久，他也留下两把钥匙去了北京，又从北京迅速走向了世界。他后来连续发表的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惊动了东半球与西半球。

　　“浙北第一街”既牵动了嘉兴城市建设的雄健起飞，也牵动了我刚才介绍的一个小小的“编辑部的故事”，至今说起来都很感慨，也很有点激动人心。

　　改造后的奔腾起飞的嘉兴中山路，我算是第一批乘客。这第一批乘客里，也包括我的刊物编辑部的全体同仁，说得大一点，也包括嘉兴文学界的全体朋友。

　　请允许我说得再大一点。

　　请允许我说，全体嘉兴市民，以及当时跑来嘉兴的所有满口赞叹的外地客，都是这条奔腾起飞的“浙北第一街”的第一批幸运乘客！

来源：读嘉 | 选稿编辑：牧 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