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诗人的“耶路撒冷” ——评王桂林组诗《我的耶路撒冷》 房 伟
王桂林是一名有着“内在激情”，又兼容并包，有着极大诗歌野心的诗人。新世纪诗坛，很多诗人都在知识分子写作与口语诗歌的对立中，以决绝的姿态，建立一种属于自己的“诗歌世界”。
我认识诗人王桂林已经很多年了，但交往并不多。我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时候，曾拜读过他的诗集，当时就被他神秘丰饶的诗歌意象所打动。很多年后，我离开东营，去了济南工作，后来又离开济南，来到苏州大学。虽然走出黄河口很远了，心却一直牵挂着家乡。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桂林的诗歌新作，不禁大吃一惊。不知不觉之中，王桂林“中年变法”，厚积薄发，在诗歌艺术领域已成长为一名成绩卓著的诗人，获得了很多奖项，出版了不少作品。他的组诗《我的耶路撒冷》，也集中代表了他最新的诗歌成就。可以说，王桂林是一名有着“内在激情”，又兼容并包，有着极大诗歌野心的诗人。新世纪诗坛，很多诗人都在知识分子写作与口语诗歌的对立中，以决绝的姿态，建立一种属于自己的“诗歌世界”。这种审美倾向分歧背后，也有着“隐含”的悖论式危机，即知识分子写作在哲思与诗歌玄想的诉求之中，有着放弃介入社会与具体现实的隔阂，而口语诗歌的激进形式与个人化民间诉求之中，也有着后现代消解一切的隐忧。如何摆脱西方文学的影响焦虑，创造属于中国诗人的独立诗歌语言，成了当代诗坛的核心争论问题之一。一种解决路径是“向内转”，追溯传统符号，寻求一种中国形象的现代诗学再造，欧阳江河的《黄山谷的豹》，王长征的《习经笔记》系列诗歌，都是这种倾向的代表；另一种是“向外转”，将中国诗人的眼睛，从中国放眼世界，争取在一个更大时空背景之下，思考人类的命运和人性的复杂。对诗歌哲理的思考，与对现实的批判和对人类的关注，往往融合在这种强烈的外在诉求之中。应该说，王桂林的诗，基本上是后一条路子。他的诗歌，有阿米亥般的批判激情，也有博尔赫斯式的奇妙哲思。诗人往往将不同诗歌体式，熔铸一炉，锻造出风格各异，却又有鲜明的“王桂林”烙印的诗歌。组诗《密室》带有强烈知识分子写作气息，反思文字与空间、世界与自我的关系。而《我的耶路撒冷》，则越出中国经验，以更开阔的视野，反映出中国诗人对人性与人类未来的思考。组诗《我的耶路撒冷》被收入于诗集《柏林墙与耶路撒冷，或曰词的喜悦与困扰》，是这部诗集的开篇之作。说实话，刚读到这组诗的题目，我为桂林捏了把汗。这个选题实在不容易写。正如日本学者伊藤虎丸所说，不同文明之间，和平容易理解难。“耶路撒冷”具有非常强的宗教、政治和文化的符号喻指性。它的内涵丰富复杂，而对于缺乏宗教信仰传统的当代中国人来说，触摸耶路撒冷，理解耶路撒冷，进而寻找出一条阔大的诗学道路，充满了野心，也充满了危险——因为这极容易流为隔阂的矫饰与虚伪的阐释。这些年来，王桂林游走于世界与黄河口之间，塑造了属于自己的诗学王国，而耶路撒冷，无疑是他的诗歌版图的重要精神坐标。他试图贴近耶路撒冷代表的“信仰”力量。这组诗包括十五首短诗。王桂林选择短诗的表现文体，选取十五个“点”燃爆他对耶路撒冷的思考。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一般而言，这类题材，适合于长诗的体量，容纳更复杂的思想。没想到，王桂林化重为轻，举重若轻，选择在相对狭小的诗学空间展现，这无疑有着中国传统诗歌化繁为简、抽象提纯的传统，也增加了这组诗的表现难度。第一首《耶路撒冷》讲述的是整体印象，突出“信仰之间的冲突”：“死去他们仍怀抱仇恨∕山坡上埋着不一样的信仰∕这样几个词把他们分开：∕上帝，耶稣，默罕默德∕都是神的儿子却各自宣称∕基督，犹太，伊斯兰∕他们在天空深处接吻∕带着满脸无辜的神情∕耶路撒冷∕墙上仍留有新鲜的弹孔。”仿佛电影画面，诗最后聚焦于“弹孔”，也展开了后面有关战争、杀戮与人性的救赎之间的复杂思考。《祷告》中“用谜语解释谜语”，揭示对于宗教话语的迷惑。《竖瑟》与《地中海的阳光》分别选取耶稣宗教故事的两个瞬间，以竖瑟，太阳，大海，乌鸦等意象，象征着救赎过程。《我是》是整组诗的高潮，诗人借着耶稣当众承认身份，坦然面对死亡的细节，激情喷薄而出，而“十字架一定要我来背∕耶路撒冷不能永远哀哭∕我流着血走向高处，高处的死∕——我是∕”一句“我是”，仿佛咒语，又好似黄钟大吕，展现着救赎的勇气。《以色列》将抽象的以色列化为救赎的具象化形象，它“坐在山上”，“面向空中”，“湖水洗不白”，“死海淹不死”，更是“世界喉咙里的钻石”、“阿拉伯肋骨的钉子”，一系列意象非常鲜明地指认了救赎的信仰力量，也非常精妙地指出了以色列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最后一首《献诗》以“一粒草籽的伤悲”点出了对于救赎者的崇敬之心。诗人在组诗后记中讲述了创作感受：“我甚至在听了导游讲到罗马军队逮捕耶稣并问他‘你是拿撒勒人耶稣吗’耶稣回答说‘我是’时，忍不住痛哭失声，泪流满面。我们活在世上，不同于鸟兽虫鱼，营营而生，浑浑而亡，无思无想，枯寂斩灭。我们是万物之灵，知善知恶，有爱有恨，探诘前世，追问来生。如果没有信仰，没有一盏神灯照耀我们，我们如何在这个茫茫尘世里落脚，用什么疗治精神苦痛，抚慰心灵忧伤，又怎样才能身心安宁地走完此生呢？”当今社会，信仰缺失，也为中国人重寻心灵的净土提供了选择向度。这组诗歌，也显示了中国诗歌真正融入世界的热情与想象能力。路易加迪在《文化与时间》中考察中国人的时空观念，曾盛赞中国人的文化时空是一种中国式“天下内观法”，不同于欧洲“一国一史”的观念。现代民族国家概念兴起之后，在列文森等学者看来，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的现代性发育，在时空观念上来说，正是“天下观”输给了“中国观”。进入新世纪，我们看到，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的崛起，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呈现出新的“内观法”的热情，中国人试图在更为宽广的中国视野之中理解世界。这其中包括了碰撞、冲击与融合，也包含了理解的同情与再造的智慧。诗人王桂林的组诗《我的耶路撒冷》，无疑更展示了中国人如何“想象”耶路撒冷，如何想象世界。诗人充满激情的诗风，冷峻的反思，与超迈高蹈的气度，令我们对他充满了期待。
作者简介：房伟，男，60后，江苏人，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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