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忘却的记忆 金坚范
金坚范，曾仼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兼外联部主任和《文艺报》总编辑。
岁月无情，将许多记忆冲刷得零落漫漶乃至荡然无存；岁月也多情，使有些记忆保存得鲜活如初，历悠悠时光而依然弥足珍贵。这些珍贵的记忆如同凤毛麟角，其中有一件事多年来一直想付诸笔端，否则总是如鲠在喉，于心不安。1985年的中秋节，我陪一批外宾去参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陈列室的左侧墙上挂有一帧青年军官周恩来的半身像。英俊瘦削的脸上镶嵌着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衬着用武装带束紧的军装，透出一股冲天的英气。当我驻足凝视时，刹那间猛然一个激灵：“他死了？!”我想，我之所以在心灵深处感到他没有死，一直活着，是因为自己有过一段亲承教诲的非同一般的经历，且这一恩泽，多年以来如同和煦的春风，不绝如缕，吹拂着我的心田。1967年五一劳动节刚过，我便按照组织安排来到设在北京饭店的亚非作家常设局执行书记处工作。我们这些中国工作人员，对外称是书记处的工作班子，对内属于亚非作家会议中国联络委员会，简称亚非作联。5月，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纪念。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一浪高过一浪的纪念热潮中，亚非作家常设局执行书记处经中国方面建议，也决定开会纪念。会上除了谈学习《讲话》的心得体会外，还将通过《给毛主席的致敬信》和呼吁亚非和世界各国的革命、进步作家学习《讲话》的《号召书》。当时，“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了第二个年头。1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操纵下，上海造反派掀起了“一月风暴”，夺取了党、政领导大权。“全面夺权”便在全国展开了。接着，林彪、江青一伙又发动了矛头直指老干部的声势浩大的反击所谓“二月逆流”运动。这样一来，到4、5月间，极“左”思潮的狂涛恶浪以愈加凶猛的态势席卷着神州大地。有些还在工作的领导干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朝不保夕，不知哪一时哪一刻因莫名其妙的原因而受到冲击，被批斗、被打倒，轻则受皮肉之苦，重则家破人亡。当时亚非作联的外事工作由国务院外办直接领导。一次，国务院外办的一位领导同志，正在主持会议，讨论亚非作家常设局如何纪念《讲话》。有人突然报告说红卫兵到了门外，这位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老同志，此时也一脸愁容胆战心惊，想找个地方躲避一下。面对着这样一种形势，这样一种压力，一些同志都宁“左”毋右了。也有少数同志，头脑发热，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例如，在一次研究日常工作的会上，亚非作联的一位领导干部提出，亚非作家常设局的机关刊物《号召》杂志，应该办成《人民日报》的第八版（当时的文艺版）。在一次中方领导干部讨论筹备纪念《讲话》的会上，对于由我方起草的《致敬信》，有人担心“外国朋友不签字怎么办？”这位领导干部颇有“气势”，胸脯一挺，慷慨激昂地说：“就我们签！《共产党宣言》不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人签的吗？!”另有一位参与起草《致敬信》的同志，也曾颇为得意地说，“我们写得不比红卫兵差！”对于中国社会上盛行的愈来愈“左”的思潮以及一些“左”的做法，亚非作家常设局中的有些外国书记是不以为然的。亚非作家常设局秘书长、锡兰作家兼记者森纳那亚克，公开对中国朋友说：“你们称毛泽东同志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发展的，因此‘最’这个字是不妥当的。”苏丹书记、诗人阿哈默德-凯尔对中国人早请示、晚汇报，挥动小红书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形式主义的做法以及要求外国人也效仿的强加于人的思想，颇为不满。他十分激动且形象地说：“这是你们中国人的事，不能强迫我们去做。中国人习惯吃豆腐，可我们苏丹有自己的豆腐。”终于，在一次书记处例会上，亚非作家常设局中，以中国代表为一方的“左”的思想，和以森纳那亚克、凯尔为代表的另一方，短兵相接，展开了交锋。书记处例会是在北京饭店西楼322室召开的，讨论纪念会的筹备工作。会议由秘书长森纳那亚克主持，出席的有锡兰、苏丹、日本和印尼的代表；当时主持亚非作联日常工作的有三位同志，都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会议。英文翻译由我来担任，周明晨同志作记录。由于分歧甚大，几乎每一个议题都要争论一番，所以会议从下午3点开始，一直到第二天凌晨3时许才结束，中间除了吃晚饭和午夜12点左右休息一下外，大约开了接近10小时。真可以跑几个马拉松了。会一散，我累得倒在沙发上就睡着了。会议一开始便就会议使用什么名称发生争论。中国方面提出的会议名称是“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学习会”，而森纳那亚克提出的名称是“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英文用的是Seminar。森氏的意见，得到苏丹代表凯尔、日本代表西园寺公一等人的坚决支持。中国方面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不容讨论的，便从不同的角度发言，企图说服森纳那亚克等外国朋友。对于用不用“发表”两字，也是争论了好长时间。最后，一位中国代表走出会议室，去查阅报纸。他从一张《人民日报》的标题中发现，《人民日报》也没有用“发表”两字，便战战兢兢地拿了报纸进来，默不作声地指给另外两位代表看。三人耳语一番之后，才表态同意不用“发表”两字。当时一些领导同志，谨小慎微、生怕犯错误的心态，从中可见一斑了。争论最激烈的是写在邀请信上的两段文字。一段是在毛泽东同志前面冠以“四个伟大”，即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另一段是称“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森氏等人从公文书写的技术角度提出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这是一封邀请信，不是对毛泽东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作出评价的文章，因此这两段文字可以删去。在出席会议的三位中国代表眼中，森氏的意见是不承认这两种评价。于是，他们便一而再、再而三地想方设法发表意见，劝说森氏等人同意。中方谈话的语气是温和的，但态度是十分坚决的。午夜时分，大家已疲劳不堪，会议便休息了一下。中国方面利用这一机会，在322室召开了一个会议领导小组扩大会。出席的有会议临时领导小组成员、中国作家代表团团员（郭沫若团长除外）、中国作协负责人、中国作协造反派负责人、亚非作家会议中国联络委员会的两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一共十五六人。另外还有两人列席，一个是邱伯志同志，他那时担任森纳那亚克的生活翻译，了解森氏的思想情况；另一个便是笔者，我是此次书记处会议的译员，熟悉会议上发生的争论情况。这个扩大会基本上是一边倒的态势。大家认为，事涉对毛泽东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在这样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决不能让步，便一个个表态，有些人慷慨激昂，口气强硬；有些则比较平和。但意见是一致的：要“坚持”。即使有同志对这样的做法有些疑虑，在当时的气氛下也不敢正面表示不同意见。初生牛犊不怕虎。只有两位列席会议的青年大胆地提出了反对意见。面对着这样一片强硬的“坚持”声，邱伯志同志深感不安，亚非作家常设局实际上已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因为森纳那亚克对他说过自己思想上的苦闷，他不想干了，想回锡兰去。此刻，这位秉性耿直的山东汉子突然嗖地一下站起来高叫了一声：“他妈的！老子不干了！”说着就拂袖而去。我当时正好坐在门口，劝他说：“小邱，别走，有话慢慢说。”他理都不理我就走了出去。早在书记处会上当翻译时，我已感到中国方面的做法有些欠妥了，怎么能强迫外国人接受我们的思想呢？只是囿于自己的任务是翻译，毋需置喙。此外我忙于考虑如何快速、准确地传递各方面的意见，根本没有时间深思。但在这个会上，我是列席旁听，便边听边思考。我越来越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虽然会议主持人没有让我这个列席者发言，我也按捺不住了。所以，小邱一走，我就情绪激动地作了约有20分钟的发言，内容记得有两点，一是亚非作家常设局是亚非作家的统战组织，对他们要争取、团结，要多做工作；二是凡事要商量着办，不能强加于人。现在的做法不符合毛泽东的统战思想。听着我的发言，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一片寂静。会议室的空气凝住了。有些人用惊异的眼光看着我，有些人则用不解的目光凝视着我，有些人则低头深思。人微言轻，我和小邱阻挡不了这股狂热的极“左”思潮！中方扩大会之后，接着再开亚非作家常设局书记处会。双方继续为邀请信上那两段文字的取舍而争论不休。最后考虑到再争论下去，邀请信便无法及时发出，纪念会就不能赶在5月底以前开幕了。因为延安文艺座谈会是1942年5月召开的，因此纪念会必须在5月举行才有意义。即使是5月31日开幕，也算与5月挂上了。森纳那亚克等人不得不妥协。这次会议上还有一件荒唐的事情。根据上次书记处会议的决定，纪念会将通过给毛主席的致敬信，该信由印尼和苏丹的两位代表起草，这一分工也是由中国方面提出的。但当中国方面看到这两位代表起草的初稿后，感到十分不满，认为调子太低，便找自己的造反派的笔杆子来起草。之后将自己的稿子塞给印尼代表，并冒名顶替算他修改的第二稿，由他去说服苏丹代表，然后再提交此次书记处会议。在筹备这次纪念会的过程中，中国方面对美国著名作家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美国友好人士罗伯特·威廉和新西兰友好人士路易·艾黎等人的发言稿也表示不满，专门派人去他们的寓所做“说服”工作，请他们修改发言稿。这几位朋友十分反感这一做法，其中，路易·艾黎说：我的发言稿你们可以这样改，但是我要向我的党报告，说中国同志不让我讲。经过这么一番不愉快的争论之后，在外国朋友顾全大局的情况下，纪念会于5月31日晚8时半在北京饭店开幕。会期6天。周恩来总理是一个明察秋毫、见微知著的伟人。他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辗转听到有人反映，亚非作家常设局在纪念《讲话》的活动中，中国方面跟人家争得很厉害，非要人家接受我们的意见，有强加于人的做法。周总理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便于6月5日凌晨4点把会议临时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召去询问情况，然后又于当天上午11点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见了会议临时领导小组成员、中国作家代表团全体成员、中国作协负责人、中国作协造反派代表以及有关方面的领导人。陈毅副总理也参加了这次会见。会见气氛极为严肃。见了文艺界朋友总是有说有笑的周恩来总理，此次一反常态，自始至终未露半丝笑容。中途，保健医生还进来给总理吃了一次药。周总理发指眦裂、愤慨异常地批评了极“左”思想．批评了强加于人的做法。他说，现在有些人就是那样，左得很，似乎唯左才算革命。我们党不是没有教训，王明不是左得很吗？可是使我们党遭受多么大的损失。我奉劝大家，不要这么搞。不要强加于人，不要把文件搞得千篇一律。这次80多人的讨论会的名称，我们的同志就不同意，总要改成一个学习会。人家起名“讨论”，为什么要改成“学习”呢？开讨论会有什么不可以？有人说，“毛泽东思想怎么能讨论呢？”这是怪论。其实，学习和讨论这两个词在英文里意思差不多，讨论就包含着学习的意思。你们年纪都不小了，都是中年人了，又都不是红卫兵的年纪了嘛。为什么非要像红卫兵那样，一派非要压倒另一派，一定要统一呢？！这是‘极左’，强加于人。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是不容易的。周总理愈说愈激动，气得手都发抖，冲着一位他所熟悉的领导同志十分沉痛地说，老×呀，你是老外事了，是有经验的人，你也这么干呀？!谈到会议文件起草工作和发言中有不同意见时，周恩来总理再一次强调不能强加于人，千篇一律。他援引了自己同苏联打交道的例子。他说，三十年前，苏联有强加于我的东西，我们很不满意。一九三九年，当时我去苏联，正是三个坚持、三个反对1的时候。我根据中央的指示对一次会议写的致辞，苏联同志说不行，给斯大林看了，要按照他们的调子重新写。他们另写了一个强加于我。我很不满意，回来后向主席作了汇报。我们现在怎么能这样做呢？要尊重人家。这时，国务院外办主管此事的一位领导同志推说是印尼朋友主动要求我们为他修改他与苏丹朋友起草的致敬信的，周总理听后情绪激动地批评说：你也讲这么世故的话。你真是相信这种话？你难道不明白？你已经六十多岁了，还相信这种话？我看，你就不像一个共产党员，只知道玩古董。人家印尼同志，现在是在中国，他们的党又遭到这样大的破坏，所以人家尊重我们，要我们修改。印尼同志的话显然是勉强的。这叫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印尼同志起草的稿子，有什么不好，硬说人家不够热情洋溢。你们改的致敬信，完全是红卫兵的口气，不像亚非八十多人的口气。你们这样做，等于推翻了人家的稿子，强加于人，叫人家通过，这怎么行？再说也不符合民主原则，完全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周总理说，你们一直讲，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崇拜等等，可是你们做的事情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你们心里怎么好过？我心里最难过的是，毛主席还健在，你们就这样做，我寒心呀！周总理还严厉批评了不看实质、满足于假象的形式主义。他说不要满足于会场上一片万岁声。不看实质，是不是毛泽东思想？光有会场上的一致，这是形式主义。你们搞千篇一律，给这些外国人脸上抹粉，人家回去一擦，是麻子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你们也不知道。满足于假象，为了鼓掌，不计后果。6月5日晚，周总理和一些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出席了纪念会举行的闭幕式。在闭幕式上，有一位阿拉伯国家的朋友，不时地站起来振臂高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闭幕式结束后，我随会议临时领导小组的一些同志送周总理等人出来。走到北京饭店中楼和西楼交接口时，他突然脸往右一侧，对林元2等同志说：“不要被一片口号声所迷惑！”这句话当时对我而言初则为之一惊，继则如同醍醐灌顶一般顿时醒悟，深深地感到总理此语不光是针对闭幕式所讲的，而是针对当时整个社会上的形势有感而发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一伙人，都近在咫尺，肯定听到了这句话。那一刻的情景，我是永远也忘不了的。因为当时我自己不但已习惯于这种口号声，而且也为外国朋友的政治热情所感动。后来每次回忆起来，其情其景，总是那样鲜活如昨。总感到周恩来总理对会议中的极“左”思潮、强加于人的批评，也是针对整个社会而言的。疾风知劲草，严霜识贞木。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会认识到，在那时的历史条件下，在那极“左”的狂风暴雨扑面而来之时，周恩来总理能以其特有的政治辨别力，敏锐地发现问题已属不易，更难能可贵的是，周总理能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大义凛然，力挽狂澜于既倒，这需要何等的胆识，何等的魄力呀！没有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没有对党的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和高度责任感，是决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的。周总理对会议领导人的批评立即向会议工作人员进行了传达。大家群情激愤，便推我写了一份情况反映给总理。签名十分踊跃，既有亚非作联的工作人员，也有从外交部等单位临时借来的一些译员，共约二三十人。6月9日下午4时许，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厅接见了出席纪念会的各国朋友以及会议的工作人员。接见结束之后，周总理在门口与大家一一握手送别。我见到总理时便谈到了由我执笔起草的情况反映。我是怀着小丘仰望泰山一般的心情同他谈话的。对于我这个少不更事的藉藉无名之辈，周总理如同对待在我前面的中外名人一样握手致意，并十分耐心地听完我的谈话。当时我还是个刚刚离开学校不久、才20多岁的毛头小伙子，自己的意见从总理对会议的批评中得到了印证，因而兴奋之余，沾沾自喜的情绪溢于言表，且内心深处隐藏着一股企盼总理能再严厉批评他们几句方可心绪平衡的想法。总理像是一位高明的心理分析专家，大概是从语气中觉察到了我的情绪，他除了表示已收到了我写的情况反映外，还说：“干工作呗，犯错误是在所难免！”这句话说得我无地自容，我的思想多么卑微呀！对于下属犯的错误，他是那么严厉，毫不留情：但对人，又是那么宽容，有着一颗非常慈爱宽厚的爱人之心。多年之后，好像是章文晋同志有一篇回忆周总理的文章，将总理对同志的态度归纳为“严”和“火”两个字， 我的亲身经历使我对这一看法由衷地赞赏。纪念会结束之后，根据周总理的指示， 中国代表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书记处会上作了深刻的检查。书记处的外国代表听了中国代表的检查后，异常激动兴奋。森纳那亚克、凯尔、西园寺公一等人认为，在国际活动中，第一次听到中国同志承认错误，作自我检查。出席书记处会议的所有外国代表赞不绝口地称周恩来总理是个了不起的伟人。【注释】 1.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明确提出了三条中心口号：“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这三条中心口号简称为“三个坚持、三个反对”。 2.林元：时任中国作家协会驻亚非作家常设局代表。
荐稿：顾 偕 | 编辑：牧 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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