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代表汉语诗歌突破方向”的是什么? ——读徐敬亚、王法谈话引发的思考 文/庄伟杰 王法诗家先生:您好! 5月31日的留言刚发现。感谢信任和鼓励。您客气地透露出“秘密”,言及“几乎天天读您的大作,偷偷的向您学艺”,如此自谦和坦然,令我在受宠若惊中汗颜,诚惶诚恐啊!今天转发来的在《中诗网》“头条”发布的《关于“代表汉语诗歌突破方向”命题的谈话》,从中拜读到您与徐敬亚先生的交流对话,在感动和受益的同时,又引发了些许不成熟的想法及思考。 认真说来,“代表汉语诗歌突破方向”作为一个理论命题提出来,的确尚需斟酌一番。因为这是一个难以预测的、复杂的诗学问题,所以徐敬亚先生经过细想,认为这个命题值得推敲,所言甚是。 说句实话,对于所谓的汉语诗歌“突破方向”,谁都无法用今天的理论来加以预设(预设的理论其实是难以成立的),究其原因在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诗歌(文学)。先说近的,生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颂歌时代,试问谁能预测到能够“代表汉语诗歌突破方向”的是八十年代之初朦胧诗的崛起?再说远的,唐代诗人们不会也无法预测或用理论预设到诗歌的突破方向。不是吗?当历史进入到宋代,诗歌的表现形态便突然转换为以词为主的诗歌文体,这是文学的历史演变。由此可见,文学(诗歌)有其自身的演变过程和自足的运行规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果真有必要探究或追问如何才能写出“代表汉语诗歌突破方向”的(作品),窃以为,唯有属于从真正意义上可以发挥和彰显汉语诗性智慧的创造性诗人——既发出属于个人的声音,又属于汉语智慧的发声,而且具有高清晰的辩识度且带有普遍性的人类性声音。如同李杜的声音足以代表唐代诗歌的辉煌,普希金可以代表他所处时代俄罗斯民族的声音,惠特曼可以代表美利坚的声音,莎士比亚可以代表英国文艺复兴时代的声音……每个时代,这种“声音”都是稀缺的,都是凤毛麟角,都是极少数人才能拥有的。 于是我想,当今的汉语诗歌铺天盖地,汉语诗人千千万万,真正能代表汉语智慧且能被历史记住和留存的,毕竟是有限的极少数。那么,泱泱诗国中这么多的汉语诗人应该怎么办呢?大可不必悲观,也无须杞人忧天。在我看来,只要每位写诗者坚守精神家园,尽自己的最大可能和努力,自觉驾驭和发挥汉语诗性和智慧,力求与最美的汉语相遇,并遇到最好的自己,以敬畏之心敬畏诗歌、敬畏母语,敬畏文字词花,写出首先感动自己和对得起自己、又对得起读者的作品,成为自身历史的一份见证,成为自我心灵的一份档案,就足以自得其乐,慰籍心怀,就算没有白白费煞一番苦心了。也许,诗歌的本分就在这里,它为我们理想中诗意地安居提供了一个接近真理的栖身之所。而这,恰恰是诗歌的妙处,诗歌的力量,诗歌的无用之大用。 至于您说的“大多数具有相当实力诗人的不懈努力,汉语诗歌也呈现出走向世界,与世界诗歌接轨、融汇的趋势,但是,毋庸讳言,汉语诗歌依然处在一个彷徨探索,方向模糊的关键性的历史关头。当下,尽管许多具有责任感的理论家、批评家做了、或者正在做着一些有益的具有前瞻性的工作和比较深入的探索。”对此,我想说的是:其一,不是每一个诗人的努力都能都有机会或都有必要走向世界,也非得要走向世界不可。试想,如果一个人始终都未能走向自己,又如何走出自己呢?可见,谈论汉语诗歌走向世界有时是不太切合实际的,更不适合于每一位诗歌写作实践者。其二,汉语诗歌是否“依然处在一个彷徨探索,方向模糊的关键性的历史关头”?可谓公婆各有说法。这确实是一个需要探讨的话题,非一句话或三言两语概括得了,因为汉语诗歌的艺术流程有其自身的美学原则和内在规律。其三,所谓“具有责任感的理论家、批评家”在今天能有几人?值得认可的有如您列举的谭五昌、徐敬亚、陈仲义等,当然还有您未列举的。实话实说,个别自诩为所谓理论家、批评家者,更多的是要么拉大旗作虎皮,要么是自言自说,欺骗自己混淆视听;有的根本欠缺必要的诗学理论涵养,甚至连诗歌的艺术真谛尚未真正领悟到;有的纯粹就是在为自己做广告,遑论“正在做着一些有益的具有前瞻性的工作和比较深入的探索”。至于时下有个别空头“理论家”在颠来倒去和指手画脚中,舍去文本研读而大放厥词地扯谈什么“未来诗学”,看似在谈论诗歌的方向,实质上是不着边际的瞎起哄。这种脱离具体写作实践的所谓理论观点,哪怕是头头是道,但在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面前显然已经落伍,也显得苍白无力,着实叫人不敢恭维。记得卡尔维诺在《备忘录》的最后一个篇章《繁复》中,曾给出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文学定义:“在我想要移交给未来千秋的价值观当中,首要的是:吸收了思维条理化和准确性的趣味,诗歌智慧,但同时还有科学和哲学智慧的文学:像作为论文和散文作者的瓦莱里那样的智慧。”其鲜明的观点,对于我们共同探讨诗歌突破方向可能有所启发。 笔者曾经反复说过,真正伟大的写作,是在努力征服自己的同时也征服读者。即便如此,其作品往往可能是生不逢时。因此,对于作为带有个体创造性劳动的诗歌写作而言,预先设计或制定一个人人跟随的什么大方向是不可能的,也不可取。只有具体到每一位写作者身上,拥有个人的方向才是可行的,或者说相当有必要。哪怕是没有方向也不必大惊小怪,有时没有方向本身就是一种方向。如果说能够代表汉语诗歌突破方向的,是每个不同时代为我们留存的经典诗歌(作品),那么追求经典或许就是唯一可取和正确的写作方向,但追寻的过程本身又需要耐得住孤独和寂寞的煎熬,尤其是在过于浮躁而且身处生活日趋多元化的特定时代语境下。当然,我们应该满怀期待和希望,经过岁月的变迁和时光的淘洗,江山代有才人出。相信总会有真理的传播者来救赎我们的灵魂,总会有诗意的不朽光辉照耀在我们的头顶,总会有代表汉语诗歌方向的经典好作品震撼我们的心灵,只要怀抱着真诚而辽阔的爱、悲悯和良知,我们就能看到以汉语书写的诗歌,迎来自己的壮丽前程和未来愿景…… 思绪万千,兹不一一。以上随意撩拨,纯属一孔之见。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或提出来再探讨。 此刻,夜已陷入深渊,黎明露出熹微就在前方。就此打住。顺祝夏安,笔健! 庄伟杰 顿首 2024年5月13日子夜之后 庄伟杰,闽南人,旅居澳洲诗人作家、评论家,文学博士,复旦博士后,《中文学刊》社长总编,山东大学诗学高等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诗歌文学创作,以及当代诗歌、华文文学和文化艺术研究。 附:关于“代表汉语诗歌突破方向”命题的谈话 关于【代表汉语诗歌突破方向】命题的谈话 王 法 2月28日—29日—3月1日(2024年)敬亚先生分三次转给我他的近作《海子十论》。(该文已于《青海湖》文学月刊2024年第二期正式发表)。 认真拜读之余,不由得想起一个思考已久的问题,于是,便有了这一次非正式的简短的谈话。如下: 王法: 敬亚师,海子的诗歌是否代表了汉语诗歌的方向?汉语诗歌的方向在哪里?近期通过阅读,发现鹰之先生倒十分推崇小妮老师的诗歌。 徐敬亚: 我在最后(注:《海子十论》)说到了,汉语的诗歌并没有按照海子的诗歌方向发展,诗歌是越来越浅白,越来越口语,越来越淡化。 徐敬亚: 小妮老师还不能代表方向。 方向是全社会的时尚的选择,但是方向不一定是最好的。 但是没有办法,方向就是方向 王法: 敬亚师,以您批评家的眼光,您认为目前中国存在最有可能代表汉语诗歌突破方向的诗人和诗歌吗? 徐敬亚: 没有细想 ...... 【代表汉语诗歌突破方向】→这个命题值得推敲 ...... 王法: 谢谢。您能关注到这一命题,是汉语诗歌的荣幸。期待早日拜读您(也包括其他汉语诗歌理论家、批评家们)的高论!这也是当代汉语诗歌(和广大汉语诗人)的期待。 同时,也期待您的《十论》能够引起一场关於《代表汉语诗歌突破方向》的普遍思考和探索。 汉语诗歌(新诗)历经百年,走过了白话启蒙,遵命诗歌,朦胧诗歌,彻底自由体(完全抛弃了押韵)的路途,“诗歌是越来越浅白,越来越口语,越来越淡化”。但是,不得不说,汉语诗歌的阵图是越加波澜壮阔,汉语诗歌已经从象牙之塔里不可违拗地走向更广大的民众视野,也不再是高等学府和专家们的独宠。由于教育的普及,(当然,问题依然多多),写诗的人越来越多,不要说具有高等学历者,就是初具(初、高中)学识者,也都可以出口成章,随手写出几首诗歌来。这也就导致了汉语诗歌的纷繁乱象,鱼龙混杂,泥沙俱现。当然,这其中也不乏佼佼者,如只有高中学历的民间诗人余秀华,就以其独特的诗歌锋芒在华夏大地掀起了一个诗歌阅读的狂潮。尽管余秀华的一些诗歌表面呈现出明显的“黄色”和“左道”,但是,其诗歌直逼生命和灵魂的极致,乃至穿透世俗人心的锐利和霸道却是不容否认的。 尽管通过大多数具有相当实力诗人的不懈努力,汉语诗歌也呈现出走向世界,与世界诗歌接轨、融汇的趋势,但是,毋庸讳言,汉语诗歌依然处在一个彷徨探索,方向模糊的关键性的历史关头。当下,尽管许多具有责任感的理论家、批评家做了、或者正在做着一些有益的具有前瞻性的工作和比较深入的探索,【如:谭五昌先生、敬亚先生、仲义先生、周瑟瑟先生、鹰之先生、南鸥先生等等】(由于阅读视野有限,一定还有更多先生的大作未及拜读,敬请谅解。)然而,这些还远远不够。汉语诗歌亟待更多具有使命感的理论家、批评家们承担起这样一个历史重任,给汉语诗歌解决一个【突破方向】性的指引。几千年来的实践,证明了中华民族(中国人)的聪慧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民族。相信,经过不懈的努力和奋斗,汉语诗歌的辉煌必将指日可待。 2024年3月3日於吉林·长春 来源:法哥看诗界 | 选稿编辑:牧 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