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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氏父子的三种诗风与人生

作者: 梁盼 |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时间: 2020-6-19 21:26| 查看: 1066 | 收藏

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征乌桓,一举消灭袁绍的残余势力,于是曹丞相“幸甚至哉”,南返他的中原和邺城。这一路上,年过半百的曹操恐怕总会想起自己二十多岁时的壮举——一个在东汉帝都洛阳管理治安的小官,居然敢处死违反禁令的宦官家属,而这宦官可是皇帝身边的大红人蹇硕。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曹阿瞒,现在已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曹丞相。甚至,如果不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汉献帝的正统地位,他可能在这之前已被谋臣悍将所拥戴而黄袍加身了。斩杀乌桓的大单于蹋顿、收拾了袁绍两个惊悸失据的儿子,即标志着曹操统一了中国北方,接下来便离大一统不远矣。这一切,似乎比预想的还要顺畅,而班师回朝的曹操,自是老夫卿发少年狂,必须“歌以咏志”。

于是这一年的秋天,在南行路过河北昌黎县时,曹操登上其北部的碣石山,俯瞰到“水何澹澹,山岛竦峙”的渤海。这一下子,曹操忍不住了,写下千古绝唱《观沧海》。必须一提的是,如果今天的您欲效法曹丞相,也登上碣石山,去感受那种与大海洪波融为一体的“日月之行”及“星汉灿烂”,那么您定会大失所望——沧海桑田,随着大陆不断向东推移、向海洋要土地,约莫在曹丞相踮起脚尖观海三百年后,碣石山便不再临海,且与大海渐行渐远。换言之,即便五百余年后的唐人李白,也无法站在碣石山上,以看海的名义向先辈大文豪曹操致敬,更遑论今人。

似乎除了曹操可以在这山上大享海天盛景之外,后世的文人、政治家和学者等等,皆无缘步其后尘。曹丞相占了这独一份,使《观沧海》成为绝唱。或许曹操要的,正是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巧合与天意,而此番因天然的地理变迁所造成的“唯一”,也从一种宿命与玄学的角度,阐释了曹操诗歌里蕴含的悲凉之气——曹操虽有“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慷慨豪迈,但不可思议,似乎他命中注定是孤独悲凉的。

其实,曹丞相这首诗的题目《观沧海》乃后人所加,其原本为组诗《步出夏门行》中的一首而已。“步出夏门行”初为乐府诗名,曹操只是用这只“旧壶”灌了自己的新酒,而且千万不要把其中的“夏门”弄成今天的滨海城市“厦门”,此夏门实为东汉国都洛阳西北方向的城门。加上“序”,“夏门行”共五首诗,其中的“烈士暮年,壮心未已”更是集中体现了曹操斗志昂扬,欲趁北征胜利的势头,一鼓作气拿下南方。

只可惜,无论怎么解读,也不管时人与后人如何评判曹操,此八个字背后都涌动着无法消弭的悲苍:即便满腔抱负的烈士与壮士,也挡不住自然规律赐予你一个“暮年”——果不其然,北征第二年,曹操便领兵南下,却在长江之畔的赤壁败于孙刘联军。至此,三国形成,统一暂无望——仿佛一语成谶,有些暮年的光景了:作为汉魏之际的壮“烈”之士,曹操几乎沦为我们今天所谓的“烈士”。换言之,虽“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但似乎不能勉强“老骥”,让它驮上太重的担子。

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乌桓的时候,曹植才十五六岁,却有幸戎马紧随父亲曹操左右。当其时,曹植比周瑜还要“雄姿英发”,更比四百多年后写《滕王阁序》的王勃惹人羡慕嫉妒恨——曹子建可是“准帝王”曹操青睐有加的掌上明珠。若干年后,或许也是一个秋日,子建走出邺城的某个城门,眼前猛然浮现出“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的梦幻画面——比印象派的画作更为鲜活浓烈,让他忆起“秋风萧瑟”的昌黎碣石山,想起父亲站在山巅遥看“洪波涌起”的场景。

彼时彼刻,曹植心潮澎湃,赶紧向父亲致敬,写出了响当当的乐府诗“白马”篇——他把自己想象成保家卫国的边塞少年郎,然后“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最终“父母且不顾”,裹尸沙场:某时某刻,仿佛霍去病附体在曹植身上,甚至曹植还穿越回三百多年前,将自己化作年轻时豪情万丈的汉武帝。毕竟写《白马篇》那会子,曹植继承曹操之位是大有可能的,且他进一步做皇帝也是大概率事件。

很显然,邺城时代的曹植,其人其诗都是对父亲曹操的亦步亦趋,当然父子俩的诗歌美学追求依然有着莫大之不同:曹操质朴,曹植典雅;父亲旷达,儿子清爽;第一代要大刀阔斧,第二代则略带“小清新”——这是常理:与殚精竭虑、文治武功、开创时代的父亲迥异,儿子曹植生来就没有太重的担子让他来驮,即便他想驮,也难如愿。

曹植还真没如愿——不久,继位者人选确定下来,不是曹植,而是其一奶同胞的兄长曹丕。再不久,曹操逝去,从此形势急转直下,冰火两重天:曹植被兄长猜忌、打压和辖制,虽“才高八斗”,亦奈何之。再紧接着,曹丕丢掉汉献帝这块过时的金字招牌,自立为帝,定都洛阳——曹氏父子三人与建安七子的邺城时代彻底完结。与此同时,魏文帝曹丕对兄弟曹植的特殊“照顾”有增无减。

愤懑之下,曹植只能以“洛神、黄雀、弃妇”等意象和更为华美的词句,来融解政治上的失落,抵抗兄长的压迫。他不甘心,也正因这心有不甘,才将自己那种介于豪迈与小清新之间的气质大半抹去,从而造就了一个呦呦哀怨,但最终“骨气奇高”的千古大文豪。

作为政治和俗世的胜利者,曹丕是很难被公正评价的,尤其他的身前身后有父亲和兄弟这两座大山。曹丕在很多方面都被低估了,首先,其撰写的《典论》,是中国首部文艺理论批评著作,且“建安七子”的提法,就是在《典论》之一的《论文》篇中出现的。相对于文艺创作,理论研究似乎更务实一些——的确如此,曹丕比曹植更理性,这也是其在继位人竞赛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因素。

但千万不要以为曹丕只喜欢写“理性”的论文,其实他也是不亚于父亲和兄弟的文学大家,至少中国最早最完整的文人七言古诗《燕歌行》,就来自于曹丕——同样是一个“秋风萧瑟天气凉”的季节,曹丕巧借“思妇”之口,排遣自己那种“摧肺肝”的隐痛。

相对于曹植“得不到”但能说出来,曹丕似乎更惨:“得到了”却平添无法言说的愁闷——必须严防曹植这个才情甲天下的名士兄弟,但又不许世人指责谩骂自己。或曰,曹丕时时担心自己在诗文和品行上不及兄弟,但又不能直接表露心思——不言则已,言之就证明自己太过于介意,太过于介意便意味着一开始就心术不正,一开始就走歪路了。

是的,曹丕的一生,不管是与包括曹植在内的诸多兄弟争夺继位人时期,还是夺嫡成功、为王为帝之后,都有一个双重人格的病症折磨着他——我既要像我爹一样大气,又要如我兄弟一般真性情,但为了建立盖世功勋的帝王伟业,我即便小器一些,甚至做一个伪君子,亦在所不惜。在这两厢纠结、左右为难、两方面都做得不彻底不好看不招人待见的情形下,曹丕干脆在文学创作中不涉及现实,不讨论政治,不辩论利害,秉持一种为诗歌而诗歌、为文学而文学的策略——这倒也是福祸相倚,在曹丕笔下,文学创作居然达到了高度的自觉与独立。

既然很多事情不好说,曹丕也不愿说,那就索性不管现实,甚至两耳不闻所谓的美名与骂名,一心躲入自己构造的“明月皎皎照我床”之秋夜,让那位“思断肠”的妇女做自己的发言人,叫全天下的“征夫”都同情自己的际遇。

当然,曹子桓不是一味的如此“萧瑟”与“茕茕”,他也可以在“黎阳”——今河南浚县——“作三首”强烈关注军旅艰辛、深深体恤普通士卒的豪诗,从而趋近于“歌以咏志”的境界:在“星汉灿烂”的烘托之下,先有“千骑随风靡,万骑正龙骧”的巍巍壮哉,然后与士兵们并肩作战,在疆场搏杀,最终达到父亲那般的“志在千里”。

可说到底,曹丕酷爱“思妇”这样的主题,使得人们需要绞尽脑汁,为其找出更深更广更猛的旨趣与隐喻。所以作为帝王,他不仅与老爹质野狂放的现实主义文风相隔甚远,而且似乎比起兄弟曹植都更内敛,更自我,更彷徨,更不知所措,仿佛虽千万人吾往矣,非把自己关在“缠绵清俊”的牢笼里不可。但他又真真切切是颇有作为的开国皇帝,且其还是文艺批评大家,曾极为磅礴高昂地提出了自己的文学观,即“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些,都是曹丕矛盾性格的鲜明注脚。

总而言之,对于曹操,我们可以说,诗人是生活在时代之外的人,但最终他们还是必须归属于自己的时代。对于曹植,那就是:诗人归属于他的时代,但最终他还是要归属于自己的内心世界。而于曹丕,应该这样说:诗人归属于他的内心世界,但最终他自己也搞不清内心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责任编辑:zhw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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