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以普通人命运书就的大历史
《追寻》：以普通人命运书就的大历史 作者：秦兆基
中国传统小说有不少类型，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讲史小说和世情小说，前者是以文学手法直接书写历史，如《三国演义》，后者则是以平常人的日常生活、悲欢离合，来反映社会现实，隐写历史，如《红楼梦》。 沈华、丁琦的新著长篇小说《追寻》（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2月版）却有异于此两者，当属于另一种取向，就是将个人和家族命运的写照紧贴于社会变迁和民族国家发展历程的书写，将个人、家族史与及国家的命运史并相呈现。 从这个意义看，《追寻》是一部带有史诗性的大制作，它以苏北平原滨海县丁姓农家祖孙三代人的命运史，特别是主人公丁孜毕生不倦“追寻”历程的叙说，绘就一幅跨越中国现当代几个重要历史时期——从全面抗战始直到改革开放的当下的长幅画卷，前后达八十年左右，折射出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难探索、不懈追寻的大历史。 一 《追寻》在创作理念和艺术经营上有着属于自己的追求。 先就其作为指导的、一以贯之的创作理念谈一下。 《追寻》常以个人、家庭际遇的勾画为切口，一下子切入对社会生活、民族命运描写的大画面，如故事起点：日军轰炸滨海县城，父亲丁家训仓惶携带幼子丁孜去西安投奔长兄振伍，以及返归后见闻的述说。作者从人物目之所见、身之所触、心之所思中抖出一幅幅抗日时期的“流民图”，将日军的凶残、民众流离失所的痛苦、屈辱和由此激起的反抗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追寻》有时也不吝惜笔墨，腾出手来渲染大背景，勾画大场面，因为宏大的背景、场面描写会带来历史感，这在史诗性的长篇小说中是不可或缺的。本书中，日军对白铁匠的残害、对合兴村、王汶头村的“扫荡”以及建国后群众运动的书写，都有较为出色、层次分明的场景描写，这些描写关乎人物命运，有助于推动情节发展，主人公丁孜和家人就是在这样的现实场景中有所感悟，追寻到人生方向的。 《追寻》注意向历史的深处开掘，表现出大历史为什么在不同人的身上引发的反响并不相同，揭示出人物生活道路选择和性格变化、完成的动因。作者着意设置了在大历史笼罩之下的人物活动的具体情境，以揭示历史潮流对人物的影响。丁孜之所以能寻求到理想，投身革命，走上与其兄长迥然不同的道路，能坚守信念，在难以承受的磨难中，初心不改，是和他长期接受党的教育，以及在战争环境和地下工作中经受生死考验分不开的。具体情境是大历史的一部分，但又是独特的存在，作者将两者接通并融为一体。 以个体生命史的书写去表现大历史，作家得倾注热情去关注生命个体，因为每个生命个体都是鲜活的，有七情六欲。而历史作为潜流脉动于个体生命活动之中，个体生命的活动总是带着那个特定时代的色彩并有个人性的。《追寻》很注意这点，只要看看丁孜写给张延的情书就可以明白了，试探、不失分寸的进攻、在关心对方进步的话语中透露爱慕之意，这类情书也只能是属于那个时代和丁孜个人。 二 《追寻》为了实现作者的创作理念，在结构经营和人物性格塑造上作出尝试。本文就这两点，分述于后。 先说结构经营方面。 《追寻》选择了散章分叙的方式来构建。这种构建方式不类于传统小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着意连缀的写法。为了勾连起全部情节，引出人物，作者设置了一条隐性线索（暗线）——主人公丁孜毕生追寻的命运史来贯串全书。顺着伸延的线索看过去，就可以从丁孜不倦追寻的书写中，看出他怎样由青涩懵懂的少年成为须发皤然的共产主义战士；顺着延伸的线索看过去，就可以从丁孜家庭关系和社会联系构成的网络辐射开，看出其他人物的面影和身形。 丁孜的平生，大致可分为两段，前一段，是其寻找人生目标的阶段。 丁孜起初秉承家训，锐意求学，但严峻的现实教育了他，白铁匠和王汶头村民众的血，擦亮了他的眼睛；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军民的英勇斗争，使他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的中坚力量，终于在党员陈旭东的引导下，认清方向，投奔抗日民主政府。在后来的射阳县司法科工作和苏北公学学习过程中，他直接接受党的教育，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革命理论，树立了为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这个阶段，可以用书题中“寻”字来概括，就是不断探索、比较，终于寻定了人生方向， 后一段，坚守信仰、矢志追求的阶段。抗战胜利后，环境有了很大变化，但是他仍然坚守信念，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不管是在国立南京剧专求学期间，在青岛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潜伏的岁月，还是在平江迎接解放的日子里，他总是冒着生命危险，完成党所交付的使命。成为伟大的党组织的一员，从此成为了他的热望。这个热望似乎很快就能实现，他送上第一份入党报告，南京国立剧专党组织领导，告诉他即将被批准，但就是因为材料随着他逃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而转移中下落不明，入党问题被久久悬置起来了；更因为地下斗争的复杂性，青岛潜伏期间的一段，久久没有得到澄清，成为疑点，不仅影响他入党，还影响到他后来的人生际遇。 后来的政治运动中，丁孜的社会地位一再下滑，由国家干部最后贬为沐镇屠宰场的付款员再被拘禁，视为专政对象，命运更加悲惨。但即使在这种困厄乃至陷入绝境的当口，他还是坚守信念，以共产党员标准自律：在任审判员时力排众议，纠正错案；担任业余扫盲教员时，努力改进教学；不忘将少发的三寸布票下班后专程送到售猪户家。改革开放后，他恢复了干部身份，担任了县基建局后勤组长，手里掌握了大量计划内的物资，但他清廉自守，拒绝诱惑。离休以后，他的革命意志并未衰退，仍然孜孜不倦，为党工作。 为了入党，他积极配合组织，弄清楚历史疑点；86岁时，还和机关小青年一起去听党课，又再次送上了入党报告，直到他患了阿尔茨海默病忘记了许多事的时候，仍然惦记着参加党组织这件大事。综观这个阶段，可用书题的一个“追”来概括丁孜，就是执着信念，矢志追求。 着意寻找，执着追求，贯穿丁孜的一生，尽管到生命的最后他也没能入党，但无损于他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形象。 就寻找和追求而言，丁孜和他的同志，诸如引他走上革命道路和为他作出榜样的周先生、陈旭东、张乐、陆久汝，为革命放弃爱情、牺牲生命的曲明和，献身乡村教育的何丽等，无不是将寻找和追求融为一体，矢志不渝地奉行。与丁孜这些共产主义战士相比照，有些人，如沾染小偷小摸恶习的钱波，白铁匠学徒小六子，都参加了革命，有的还入了党，但是他们仅仅是被革命浪潮裹挟进来的，并没有找到信仰，更谈不上坚守和追求，因而他们后来或是因为破坏革命纪律成为罪人，或是堕落为谋求私利，不惜拉战友下水的卑鄙小人。 丁孜人生道路的选择和对信仰的忠诚，也影响了家人，促使兄长振伍和献伍的思想转化。这两位兄长都曾是国民党军官，但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丁孜精神的感召之下，也意识到要重新追寻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途径。他们或远赴新疆和儿子在一起，为建设边疆作出努力，或运用自己的技术和胆略，创建起一个现代化的大型工厂，矢志“追寻”也是他们成就自我的内驱力。 《追寻》以丁孜毕生的追寻为隐性线索，纵向勾连，横向缀合，不露针脚，艺术上相当成功。明代戏曲理论家李渔说过：“编戏有如缝衣，其初则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凑成。剪碎易，凑成难。凑成之工，全在针线紧密。”沈华、丁琦的这部大制作很能体现出这段话语的三昧。 三 再说人物形象塑造方面。 《追寻》中活动着众多的人物，他们有着不同的身份、过往经历，彼此之间又有着不同的关系。这些人物或者彼此扶持，相携而行，或是相互窥伺，互存戒心，或是施虐者，敌人宵小，粗粗数一数，当不下百人。 作者表现这些人物的笔致或轻或重，有的人物虽然是惊鸿一瞥，但也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因为作者注意把握能显示人物精神的那一点，力求通透地予以表现，比如从曲明和的遗物一支口琴中，写出他与何丽眷念之深，写出烈士为革命不得不出作出舍割的内心痛苦。从陈如家因嫉妒打击丁孜的告白，显现出他良心未昧的一面和人性的留存。 由于在结构经营上采用了散章分叙的方式，在主线辐射开去相对独立的章节中，次要人物也可以占据舞台的中心，作较为舒徐从容的表演。振伍、献伍、桂兰、秀兰，都得到这样的表演机会，如从振伍舍生忘死为少数民族兄弟找回羊羔，献伍办厂、兴厂，反映出他们循善而行，服膺真理的性格特征。丁家的后辈志伟、永清、丁怡、卓勤、佳南等，也得到了相对独立、释放自我、展现自我的空间，如通过丁怡在少年文艺组织“小八路”演出中的才艺展示，表现这位少女性格阳光活泼的一面，通过其因父亲历史问题，未被中央芭蕾舞剧团录取而默默忍受中，表现出这位少女明理坚韧的一面。 人物性格是复合的，作家的笔触要涉及人物的各个方面，又要刺向人物的心灵深处。《追寻》不管是写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乃至不咸不淡的带中间性的人物，都是作为活生生的人去表现的。丁家训滨海老家的邻居老根头，他们两人由于比富，一直势同冤家，但在分手时又依依不舍，因为他们在攀比中，还多少有点“英雄相惜”的味道，显现出他们性格中温情的一面。作品的主人公丁孜也不是作为完人来写的。他的性格有坚强的一面，但也有软弱的时候，在几乎陷入绝境时，他也不无怨艾，不无困惑；他性格外向、豪爽，有着诗人的浪漫，但有时不免拘泥，化不开，如严守张乐叮嘱的地下斗争的机密，但在组织要他提供青岛地下工作时期证明人的时候，又吞吞吐吐，耽搁了澄清历史问题的时间；他多年历练，早已成熟，但有时还流出孩童般的天真，如得知孙女入党转正后，要儿孙做入党介绍人，尽管这是处于半失智的状态下发生的，但也揭示出他未泯的童心。 《追寻》是小说，带着小说虚构想象的性征，但是又留存很多非虚构、纪实的成分，人物和故事都有原型可寻，从这个意义上看，它更接近历史，更因为他写的是普通人的个人史、家族史，就更能使人觉得亲切，会自然地浸入那个历史情境之中，受到感染。 来源：文学报 荐稿编辑：云帆沧海 | 责任编辑：风 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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