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陈超与河北当代乡土诗
当他占有了诗的高度，他就一次次划开膨胀的大动脉，放出滚烫的血浆，让它们漩流，直到鲜血流尽，他的诗才能作完！ ——陈 超 就当代河北而言，它一直是盛产乡土诗歌的大省，刘章、姚振函、刘小放以及刘松林、刘向东、刘福君、白庆国、张凡修都是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陈超一向被指认为先锋诗评家，对河北乃至全国的先锋诗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而他对河北乡土诗歌的评论、研究与长年关注却为人忽视。陈超与姚振函、刘小放、刘松林、刘向东等“乡土诗人”的交往也极其真切而深刻地对应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河北当代乡土诗歌的发展轨迹。 一 在河北老一代诗人中，姚振函（1940年生于河北枣强南吉利村，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专业，2015年病逝）与陈超关系很好，而陈超猝然离世时姚振函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浑身插满了管子。姚振函说过，“河北只要有陈超在，任何从此经过的诗人都不敢昂着头”。陈超与姚振函、刘小放有一张合影，是在太行山拍的。时值夏天，刘小放和姚振函都穿着长裤，唯独陈超穿着牛仔短裤，上身穿大红色的短袖衫。只见陈超左手叉腰，右手搭在姚振函的肩上。与瘦削的姚振函相比，陈超显得尤为健硕、高大。我们通过照片可以明显感觉到姚振函的左肩下沉，这并不是陈超手大力沉的压迫所致，而是姚振函本身驼背的原因。 我与姚振函仅有一面之缘。那是2007年4月21日在廊坊师范学院为邵燕祥举办的研讨会上。姚振函被人搀扶着走进会场，他的背驼得厉害，人也极其瘦弱，可是眼神却矍铄有力。晚年的姚振函把自己的书斋调侃地命名为“坡坨斋”，他在《坡坨斋笔记》中说：“这里的坡，跛也；坨，驼也。坡坨二字连在一起，既暗合了我生命形状的畸弱和不堪一击，又明示了我的这些杂乱文字的不正规和不成体统。它们到底和文学沾多大边，我心中无底；文采和深刻更不敢奢望。唯一聊以自慰的庶几还算真实。如今返身读着它们，时而如同重历，时而唤起新悟，时而不禁莞尔。庆幸身后留下这些或清晰或模糊的影子，使自己没有挥霍掉这一段本来很容易虚掷的岁月。” 1987年，姚振函被借调到当时位于虎坊路甲15号的《诗刊》社。在二月早春的一个夜晚，寂静无人的院子里，姚振函在五楼的办公室兼宿舍一口气写下了那首后来流传甚广的《在平原，吆喝一声很幸福》：“六月，青纱帐是一种诱惑/这时你走在田间小道上/前边没人，后边也没人/你不由得就要吆喝一声/吆喝完了的时候/你才惊异能喊出这么大声音/有生以来头一次/有这样了不起的感觉/那声音很长时间在/玉米棵和高粱棵之间碰来碰去/后来又围拢过来/消逝/这是青纱帐帮助了你//若是赶上九月/青纱帐割倒了/土地翻过来了/鳞状的土浪花反射着阳光/你的喉咙又在跃跃欲试/吆喝一声吧/声音直达远处的村庄//这是另一种幸福/更加辽阔。”在陈超看来，以这首诗歌为标志，姚振函的诗歌写作真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诗人在思辨和省察后重新发现了“个体主体性”，恢复了本真的生命意识和生存状态，在精神跋涉中找到了乡土诗的又一个隐秘的出口。接下来的几天，姚振函又写了五首关于华北平原的诗，之后以“感觉在平原”为题刊发于1987年5月号的《诗神》。二十多年后，姚振函认为有三个诗人对该组诗的评价最具代表性，其中就包括陈超。1989年10月25日《文论报》上刊发了陈超的评论文章，他认为姚振函《感觉在平原》这组诗是“一无依傍”的“纯诗”，“纯诗”的提出显然在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语境中有些不合时宜，但是又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和提前性。这是诗人批评家的远见卓识和精敏所致，这是一语中的。当代诗歌曾经依傍的“非诗”因素太多了，后来的先锋诗歌也是走上了这条老路，过分追新逐异而导致了“炫技”和“内容的空洞”，这在本质上与乡土面貌的政治抒情诗没有二致，姚振函在《遥想二十年前那一声“吆喝”》中说：“从题材上粗粗一看，《感觉在平原》和原来的农村诗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细究起来，二者还是差别很大的。实际上我以前写的农村诗，不过是一种乔装打扮的政治抒情诗，是意识形态的肥料催生出的花朵。我写播种，写浇地，写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歌颂农村的大好形势，歌颂党在农村实行的改革政策，在作品背后支撑着的不过是一个大概念。”姚振函和陈超同时意识到固化乡土诗的弊端，姚振函开始在反思中完成具有现代性的当代乡土诗的转型，诗人的责任就是去除概念和伪饰，对真实和存在予以现象学的还原：“我常常在真实和存在面前久久发呆。那些自然存在物，那些普通得毫无特色，朴实得毫无光彩的事物，常常是我凝视的对象。”待到后来，姚振函出版诗集《感觉的平原》（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时，陈超又撰文《平常心——为姚振函<感觉的平原>“定性”》。此文中，陈超对姚振函转型意义的具有“冒险家”“造反者”“革命者”精神的乡土诗的评价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今天看来都具有切实而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姚振函的诗从骨子里说是拒绝释义的。它们淡到几乎没有‘意义’。所谓言之无物。甚至几乎没有修辞。也不是为澄淡空净的风度而写作。因此，我们无法在同一操作规则上，将他与别路诗人比较。至玄至妙，非言所及？不，它的是不玄不妙，反倒是过分直接、透明。你的阅读方式遇到了老实人的挑战。所谓大智若愚。那么姚振函的诗还剩下什么呢？诗本身。在剔尽了其他目的以后，诗歌自身就成为一个目的。所谓为诗而诗。”陈超在评价姚振函乡土诗特点时指出了五个方面，它们对今天的诗歌仍具有意义，这就是反思辨、反修辞、反诗眼、反易感、反阐释。 二 陈超在研究刘章、姚振函、刘小放、刘松林、刘向东等乡土诗人的时候不仅倚重他一贯精准独到的文本细读能力，而且在“生命诗学”的强化中考察诗人与环境、地缘文化和文学传统之间的内在性关联，新见频出。自然环境与地方性知识对人以及写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具体到个体来说这一共生结构会具有差异，比如陈超对河北诗人与“平原”的生活与文化关系的考察就具有代表性，他在《我看姚振函的诗》中说：“位于冀西、冀北山地和渤海之间的河北平原，地势平缓而开阔。这是经历了千百代地质沧桑变化后，自然造化而成的灵秀之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孩子们，深深钟情于自然的馈赠。相对于酷烈边地和贫瘠山区的人们来说，平原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冲突的，而是和谐的。姚振函诗中人与平原间醇厚、亲昵的诗意是受惠于平原人民对土地的感情的。他诗歌中安详、坦荡的气韵正是平原的气韵，他的阔大和深邃正是平原的阔大和深邃。从他的诗中我们看不到阴森悍厉的边地气度，听不到软语呢喃的江南情韵……他的平原没有神秘的幽动，而是宽宏开朗高远明净的。平原处处飘拂着诗人的意绪。”这既是对姚振函的个人评价，也是对以其为代表的“平原之子”一样河北乡土诗人一些共性质素的揭示。 在对河北乡土诗歌的观察、追踪和精细剖析中，更让陈超欣喜的则是乡土诗的“新变”和“现代性”特征。陈超与刘小放有过一次对话，他认为从1988年开始河北当代乡土诗有了悄悄“换血”的迹象，即过往的表面的乡土气息正在转换为“出而不弃，入而不合”的家园感和根性意识，而在形式上也要更为纯粹、坚卓，而尤其是在到处充满工业奇迹的情势下如何能够既是乡土的又是现代的则是对新乡土诗人精神深度的一个考验。 刘小放作为河北乡土诗人的代表更是在创作中切实感受到“写了这么多年，发现有大量的乡土诗包括我本人的，恰恰由于太贴近表面的东西和气候，而发生了倒伏，像颓倒的麦子贴在泥土上，反而失去了它的生命力和清香”。陈超与刘小放见面的机会比较多，按照陈超的说法两个人隔个十天八天就要“聚首吹牛”“每每在我的牛皮吹得不结实时，他才慢悠悠地谈到他的故乡，却显得狠歹歹的，眉毛扭得乱糟糟一团。慢悠悠的语流和狠歹歹的表情极不和谐，开始让我觉得好笑，渐渐我被他感染了，我理解了他对故土那近乎疯狂、近乎残酷的爱情！他讲渤海滩，讲大草洼，讲土匪，讲烈马和辕牛，讲苦难的红荆和红荆般坚韧苦难的父老乡亲”。当时，刘小放的组诗《我乡间的妻子》（发表于《诗刊》1982年第9期）以及诗集《我乡间的妻子》《草民》《大地之子》已经在全国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如：“她从田野里归来/身上染着草叶的清香/纯净的露水打湿了衣角/脸上闪着宝石似的汗光//给小猫，逮回一串蚂蚱/高高地插在草帽上/给小妮，掐来两朵野花/美美地别在两鬓旁//啊！我质朴的妻子/庄稼院里的女王”（《庄稼院里的女王》）。复沓回环的“我庄稼院里的女王”有一种天然的戏剧性，庄正而幽默。刘小放跳出乡土而又反观乡土，不再单单局限于“乡土情结”“田园风光”“炊烟袅袅”，而是注入新的生命体验和文化因子，这是当时河北乡土诗的新收获，诗人也由此找到了“自身独异的矿脉而自我确立”（陈超语）。陈超一直追踪着刘小放的乡土诗写作，期间有鼓励也有批评。当刘小放几年后写出组诗《村之魂》《大地之子》时，陈超认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时期的“乡土诗人”最终已经有力而完整地确立起来了，“我开始品尝到一种血酒的味道，它不是猛烈地灌醉你，它让你一口一口慢慢咽下去，带着土地的恒温，带着渤海滩野高粱的气息，带着东方型的笨重凝恒，带着草民们的血泪和这血泪结晶成的盐碱滩……也只有在这时，‘故乡’对刘小放的意义才陡然放大，那是一种自觉的民族文化归属感，是他生命的脐带，是他精神的根！”（《血酒》） 80年代中期，陈超与刘小放、伊蕾有一个合影，三个人笑容灿烂。陈超的胳膊搭在刘小放的肩上，这是诗歌的信任，是兄弟的信任。2017年初秋，河北省图书馆举行我的诗歌朗诵会，人群中我看到了刘小放老师。我走上前与他打招呼，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你是陈超的学生，所以你的活动我要来！” 陈超离世时，刘小放在诗歌里痛哭—— 啊—— 呀—— 咳！ 一声沉雷 太行抖 天地惊 燕赵悲 诗国痛 石门哀恸 滹沱泪涌…… 三 1985年，青年诗人刘向东参加成人高考，考入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干部专修班。该专修班为河北时代与河北省作家协会合办，又称“作家班”。于是，陈超成了刘向东的老师，他们真正是亦师亦友。自此，课堂上、校园里、小酒馆里，到处是陈超和这些青年诗人交谈诗歌的身影，陈超在《让铁锹抡得更欢势》中说：“诗人刘向东给我的印象是一把大铁锹，近一米九的身材，甩开手脚，走起道来撞出一阵风。面皮微黧透亮，脸阔口方，锹头是也。此人若生于乱世，可做草莽强人，但他却迷上了写诗。那一身蛮劲用到三寸笔杆上，应是有些局促，但刘向东却是抡开了。”刘向东从师大作家班毕业后两年多，调到河北作协工作。这样陈超和刘向东的交往就更多了，两个人经常一起骑着自行车去书店买书，互相传阅、交流心得。每当遇到好书，另一个人又不在场，他们就会不约而同地多买一本给对方留着。 1994年3月25日凌晨，陈超完成了关于刘向东新诗集的序言，然后工工整整地抄写下来寄给刘向东。在这篇序言中，陈超肯定了刘向东乡土诗的特质：“刘向东是固持于货真价实的本土写作者之一。一部中国诗歌史，概言之，可分为‘《诗经》语型’和‘《楚辞》语型’。前者拙朴，后者峭拔；前者重于内敛，后者重于抒放。当然这仅是审美感受而言。对民族诗歌精神共时体的体悟，使刘向东后来的诗，逐渐形成一种融凝重与浩荡于一体的风神。像《燕山幽幽》《白洋淀》等长诗，就是这种风神的体现。倒不是由于他在一些诗中美妙地写了国风式的土风民谣，而是他的大部分诗，从骨子里表现出的那种对具体事象的朴素叙述能力。我一直认为，这是刘向东最见本领的地方，也是他的价值所在。”更为重要的是，陈超也指出了刘向东在乡土诗歌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刘向东的诗，长处与短处相伴而生。我以为最值得诗人自我省察的地方是，他对自己所歌唱的东西，还缺乏更锐利的批判精神。” 诗人不能受限于身份、题材、主题以及时代伦理，诗人是“创造”与“发现”的同义语，诗人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尤为重要。以此来考量，也就不存在所谓的“乡土诗”“农民诗”“工业诗”“军旅诗”了。陈超恰恰是在生命诗学、存在哲学的意义上来谈论河北当代乡土诗歌的发展，在文化观念、语言意识、生命经验和生存境遇相互激活的层面来谈论乡土诗歌的新变。 （刊于《诗选刊》2023年第02期）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研究员、博士后、中国作协《诗刊》社副主编、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著有《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于坚论》《雷平阳词典》“当代诗人传论三部曲”以及其他专著、译注、诗集、散文集、随笔集、批评集等三十余部，在《文学评论》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百篇，被《新华文摘》《读者》等全文转载。主持“中国好诗”“天天诗历”“诗人散文”等长效出版计划。曾获中国文联年度文艺评论长篇论文奖、首届扬子江诗学奖、首届“诗探索”理论奖、“后天”双年奖、河北省政府文艺振兴奖、《诗刊》年度青年理论家奖、第四届袁可嘉诗学奖、《星星》年度批评家奖、《草堂》年度诗歌批评家奖、首届金沙诗歌奖·年度诗歌批评奖、《南方文坛》年度论文奖、《山花》年度评论奖、《广西文学》年度散文奖等。 荐稿编辑：风 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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