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成样子的怀念 ——我所认识的胡乔木
王蒙
胡乔木(1912.6.1～1992.9.28)，本名胡鼎新，江苏盐城人，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肄业，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1942年2月起担任毛泽东秘书，直至1966年6月“文革”爆发。他被誉为“中共中央一支笔”，参与起草了一系列重要的文件，如《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等。“文革”后，著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出自他的笔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亦由他主笔。他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直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一九九二年秋，我结束了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布里斯班市参加华拉纳节作家周的活动，应澳艺术理事会的邀请转赴悉尼。到悉尼的第一天，得悉了胡乔木同志逝世的消息，当即给他的遗属拍去了唁电。 对某些所谓中国问题专家来说，我的反应是出乎他们的意料的。因为，他们习惯于以“保守派”与“改革派”、“强硬派”(或鹰派)与“温和派”(或鸽派)、“正统派”与“自由派”的两分法来划分中国的一些人士。这种简单化的划分，实在与“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并无二致。同样的简明，同样的粗糙，有时候是同样正确，有时候又是同样荒谬。按照这种粗糙并有时荒谬的“两分法”和角色的派定，王某人不应该与胡常委(他逝世前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是中顾委常委)相互友好。 一九八一年我第一次接到了乔木同志来信，信上说他在病中读到了我的近作(看样子读的是人民大学编印的《王蒙小说创作资料》，一本以教学参考资料为名广为行销的“海盗版”书籍)，他对之很欣赏。他写了一首五律赠我，表达他阅读的兴奋心情。 不久我们见了面。他显得有些衰弱，说话底气不足，知识丰富，思路清晰，字斟句酌，缓慢平和。他从温庭筠说到爱伦▪坡，讲形式的求奇与一味的风格化未必是大家风范。他非常清晰而准确地将筠读成yún而不是像许多人那样将错就错地读成jun。他说例如以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相比，后者比前者更风格化，而前者更伟大(大意)。我不能不佩服他的见地。 他也讲到，马、恩等虽然有很好的文化艺术修养，有对文艺问题的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但并没有专门地系统地去论述文艺问题，并没有建立起一种严整的文艺学体系，他说：“我这样说，也许会被认为大逆不道的。”他的这一说法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可惜，也许是顾虑于“大逆不道”的指责，人们未能见到乔公对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阐述。后来，我在《读书》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理论、生活、学科研究问题札记》吸收了这个思想，虽然，这篇文章使一些人至今如芒刺在背而难以释然。 我举例问到了关于对毕加索的评价，我想知道他个人是否欣赏毕加索，我也想知道在中国，艺术空间的开拓还要遇到多少阻力和周折。他的回答出我意料，他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还难于接受毕加索。”我以为他的回答流露着某种苦涩，也许这种苦涩是我自己的舌蕾的感觉造成的。 我问他对于典型问题的看法，他说，这个问题谁也说不清楚，他说“典型”是外来语，然后他讲了英语stereotype，他说这本来就是样板、套子的意思。他发挥说，比如说高尔基的《母亲》是典型的，但高尔基最好的小说不是《母亲》，而是《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然后他如数家珍地谈这部长而且怪的、我以为没有几个人读得下来的小说，使我大吃一惊。 其后不久乔公对《当代文艺思潮》上徐敬亚的一篇文章大发雷霆，于是我看到了此老的另一面。他认为徐的文章是对革命文艺的否定，认为《当代文艺思潮》这本刊物倾向不好。他甚至于不准旁人称徐为“同志”，这使我觉得他处理问题有时感情用事。我告诉他，《当代文艺思潮》的主编是一位“好同志”，这位同志曾协助省委主要领导做文字工作等等。乔木的反应是：“那就更荒诞了！”随后，他谈此杂志时的调门略降低了一些。 一九八三年春节我给他拜年。他读了我的小说《布礼》，认定我的爱人一定极好，便责怪我为什么不带爱人来，并且立即命令派车去接。 一九八二年下半年《文艺报》等展开对“现代派”的批判，高行健的一本小书与冯骥才、刘心武、李陀与我的致高行健的信使《文艺报》等如临大敌。一位日丹诺夫主义的中国传人理论家在会议上大讲“这一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另一位负责人也郑重其事地大讲“批现代派的政策界限”，令“犯了事”的作家紧张莫名。连他的亲属也上了阵，讲“党的十二大精神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他们要搞‘现代派’!” 乔木同志当时在政治局分管意识形态工作。他当然熟知这些情况，更知道批现代派中“批王”的潜台词和主攻目标。一九八三年春节他对我一再说：“我希望对于现代派的批评不要影响你的创作情绪。” 这一点也很有胡乔木的风格。他要批现代派，或不能不首肯批现代派，他也要保护乃至支持王蒙。鱼与熊掌，兼得。 这一次会面起到了他所希望起的那种作用。一些人“认识”到胡对王蒙夫妇的态度是少有的友好，从而不得不暂时搁置“批王”的雄心壮志。 胡乔木对张洁的小说与生活也很关切。他知悉张洁婚姻生活的波折与面临的麻烦，他关心她，同情她，并且表示极愿意帮助她。 另一个引起胡关注的女作家是冯宗璞。他读了冯在报上发表的《哭小弟》，宗璞的弟弟是搞尖端科学的，英年早逝。当时中央正在抓中年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与政策落实问题。胡说他读了《哭小弟》，给作者写了信。我向他介绍了冯的家学渊源。他后来又接触了一些冯的作品，颇赞赏。胡的艺术趣味偏于雅致高洁，与宗璞对路。他曾经激赏过我的小说《歌神》，却接受不了我的幽默、调侃，也是一证。有一位革命文艺批判家权威，一提宗璞就气不打一处来。这位权威主要是厌恶宗璞的书卷气与学府生活。比较一下他和乔木的态度，令人叹息。 说到个人爱好，胡喜欢黄自和贺绿汀，把一盒复制的黄自歌曲的磁带赠送给了我，并批评音乐界的“门户之见”。胡喜欢看芭蕾舞，并向我建议请舞蹈团以抗震救灾为题材搞一个舞剧。胡的欣赏品味是高的，所以他对文艺界的某些棍子腔调斥之为“面目可憎”。我曾经开玩笑说，胡乔木是贵族马克思主义者，而棍子们是流氓“马克思主义”者。罪过！ 与此同时，乔木又不断地劝诫我：在文学探索的路上不要走得太远。一九八一年，我的小说《杂色》发表后他写信来，略有微词。他又把一期载有高尔斯华绥的一篇评论文章的译文的《江南》杂志寄给我，该文的主旨似亦在主张“大江大河是平稳的，而小溪更多浪花和奇景”，我已记不清了，反正是不要太“现代派”。我想，这对于一心追新逐异的浅尝者们，还是有教益的。 我曾与周扬同志谈起乔木的这一番意思。周立即表示了与胡针锋相对的意见。周主张大胆探索，“百虑一致，殊途同归”。我感到了胡与周的相恶。对于周，我理应在今后写更多的回忆文字。 胡乔木还曾托付一位与我们都相熟的老同志口头转达“让王蒙少搞一点意识流”之类的意见。我毫不怀疑他意在“爱护”我，乃至有“护君上青云”之意。 此后由于我也忝列于某些有关文艺工作的“领导层”之中，便与胡发生了更频繁的接触、交流与碰撞。一九八五年，作协“四代会”开过，一次胡找我，要我把一篇反对无条件地提倡“创作自由”的文章作为《文艺报》的社论发表。此次，他谈到了他去厦门时到舒婷家拜访舒婷的事，他说他的拜访是“失败”的。我想他的意思是指他未能在政治与文艺思想方面对舒产生多少影响。但我仍然感到，他能去拜访舒婷，如不是空前绝后的，也是绝无仅有的。我甚至主观地认为，他的“失败”论是一种防护姿态，以免因这一拜访受到某些面目可憎的人的指责。八十年代以来，舒婷亦多次受到批评，以“大是大非的问题不能朦胧”为由批判“朦胧诗”，与前述的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由批“现代派”逻辑一致，语言一致，版权归属一致。 据说，胡对舒婷是很友好的。他说：“如果这样的诗(指舒诗)还看不懂，那就只能读胡适的《尝试集》了。”当然，他不可能“微服私访”，他进行了一次前呼后拥、戒备森严的访问，这也是失败所在吧。诗心相通，谈何容易？ 一九八五年这一次，胡向我表示：“我很担忧，今后像《北国草》(从维熙作品。——王注)《青春万岁》这样的作品没有人写了。”他还表示既赞赏陆文夫、邓友梅的作品，又感到不满足。 我接到胡派下来的文章，便与作协诸新老领导共同研究，并组织力量对文章进行了某些增加“防震橡皮垫”型的修改。我总是致力于使上面派下来的提法更合理也更容易接受些。也许我常常抹稀泥，但我仍然认为抹稀泥比剑拔弩张和动不动“断裂”可取。修改稿胡看后表示“佩服”，以编辑部文章名义发了出去。胡于是直接下令包括《文学评论》与《当代文艺思潮》在内的几个刊物限期转载。 他的做法引起了一些议论。于是朱厚泽(当时任中宣部长)、邓友梅(作协书记之一)和我到正在住院的乔木同志处，我反映了一些意见。胡略有些激动，他说：“作家敏感，我也敏感！” 我谈到那年的一匹“黑马”到处讲胡要对王蒙如何如何下手。他更激动了，他甚至说：“我怎么可能打倒王蒙？我如果去打倒王蒙，那就像苏联的(政治笑话所描写的那样。——王加注)赫鲁晓夫去打倒斯大林，斯大林倒了，也把他自己压倒了……” 这有点拟喻不伦，但也说明他情真意切。这也许透露了他的“一本难念的经”，也许还含有对我当时如“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态势的讽刺。谁知道呢？ 这次见面中邓友梅讲了一些对浩然和有关现象的看法，胡当时没说什么。但事后他表示十分反感。他愤然说，是他特别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浩然新作《苍生》出版的消息。提起浩然他也充满友善。我于是告诉了他北京中青年作家对浩的友好态度和一些事实，当然，说的是浩然流年不利那几年。他笑了。 和他接触多了，我有时感到他的天真。虽然他是老革命老前辈，虽然他饱经政治风雨特别是党的上层沧桑，但我很难判断他是否入世很深，城府很深。我不知道是否是因为他长期在高级领导机关工作，反而失去了沉入社会底层，与三教九流、黑白两道打交道混生活的机会。他当然很重视他的权力与地位，他也很重视表现他的智识(不仅是知识)和才华，以及他的人情味。这种表演有时候非常精彩，以致使我相信他的去世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乔公是不二的人物，有时候又十分拙劣，例如自己刚这样说了又那样说，乃至贻笑大方。一九八三年他批了周扬又赠诗给周扬，他的这一举动使他两面不讨好，这才是胡乔木。只谈一面，当不是胡的全人。 胡乔木很喜欢表达他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也乐于为知识分子做一些好事。他与钱锺书的交往许多人都是知道的。为了“帮助”我不要在现代派的“邪路”上越走越远，他建议我去请教钱先生，并说要代为荐介。我觉得由胡介绍我去拜见钱，有点“不像”，便未置词。 胡对季羡林、任继愈都极具好感。任继愈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就是胡乔木提名的。他曾向我称道金克木、王干发表在《读书》上的文章。年轻的王干，竟是乔木说了以后我才知道并相识交往了的。那年宗璞患病，住院住不进去，我找了他的秘书，胡立即通过当时的卫生部长帮助解决了这一问题。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胡对电影《芙蓉镇》的挽救。由于一九八七年初的政治气候，有一两位老同志对电影《芙蓉镇》猛烈抨击，把这部影片往什么什么“化”上拉。胡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要我提供有关《芙》的从小说到电影的一些背景材料。胡在电话里说：“我要为《芙蓉镇》辩护！”他的音调里颇有几分打抱不平的英雄气概。 后来，他的“辩护”成功了，小经波折之后，《芙蓉镇》公演了。 从这里我又想起胡为刘晓庆辩护的故事。刘晓庆发表自传《我的路》以后，电影界一些头面人物颇不以晓庆的少年气盛为然，已经并正在对之进行批评，后被胡劝止。 我又想起他对电影《黄土地》的态度。他肯定这部片子，为它说过话。胡做过许多好事，例如他对聂绀弩的诗集的支持。胡做这些好事多半都是悄悄地做的，“挨骂”的事他却大张旗鼓。这也是“政治需要”吗？这需要有人出来说明真相，我以为。 一九八九年的事件以后他的可爱，他的天真与惊惧都表现得很充分。该年十月我们见面，他很紧张，叫秘书做记录，似乎不放心我会放出什么冷炮来，也许是怕这一次见面给自己带来麻烦。 谈了一会儿，见我心平气和，循规蹈矩，一如既往，并无充当什么角色之意，他旋即转忧为喜，转“危”为安，又友好起来了，面部表情也松弛了许多。 不久，他约我一起去看望冰心，为之祝九旬大寿。他还要我约作曲家瞿希贤与李泽厚一起去。后因瞿当时不在京，李也没找到，只有我和他去了冰心老人那里。他写了一幅字，四言诗给冰心，称冰心为“文坛祖母”。然后又是与冰心留影，又是与我照相。他还讲起他对李泽厚与刘再复的看法，认为他们是搞学术而被卷到政治里的，不要随便点名云云。这是我最后一次与这位老人见面了。后来他寄来了他签名的诗集。 他大概仍然想保护一些人。但是这次已不是一九八二或者一九八三年。他本人也处于几位文坛批判家的火力之下。在一次“点火”的会议上，几个人已经用“大泰斗保护小泰斗”这样的说法攻击乔木。也有的人干脆点出了乔木的名。 据说在一次会议上他极力与批他的人套近乎，说了许多未必得体的话，但反应冷淡。据说还向另一位曾撰文委婉批评他的人大讲王蒙的“稀粥”写得如何之不好。我觉得他已经为与王蒙拉开距离做了铺垫。这和他的与我讲看访舒婷“失败”具有相近似含义。他的这些努力都引起了一些说法，而且，反正他对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影响，是越来越式微了。 在这篇不成样子的怀念文章最后，我想起了一九八八年他的一次谈话。当时中央正准备搞一个文件，就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问题提出一些方针原则。有关同志就此文件草稿向他征求意见。他对我说：“要把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惨痛教训，郑重总结以昭示天下。”他说得很严肃，很沉痛，对于文件的要求也非常之高。他慨叹党内缺少真正懂文艺的周恩来式的领导人。他要求回顾历史的经验。但是他又说：“不要涉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最后这个意见，我传达给有关负责人以后，我们一致认为无法照办。 乔木凋矣，但我没有也不会忘记他。我远远谈不上对他有多少了解。也许我的记忆有误，也许我的体会感受有误。当然我写的只是我眼中的胡乔木。也许，一个更深沉、更真实、更完全也更政治的胡乔木，是我没有也无法把握的。但我仍然有义务把这一切写出来，为了对他的怀念与感激。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 王蒙，当代作家。河北南皮人，1934年生于北京。1955年开始发表作品，多次获得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等各种文学奖项。王蒙的创作以文学为主，兼及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古典文学撰述研究。他的创作紧扣时代脉搏，主题深刻、风格鲜明、见解独到、别具一格。主要作品有《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这边风景》及“季节”系列等长篇小说，自传《半生多事》《大块文章》《九命七羊》，以及《红楼启示录》《老子的帮助》《庄子的享受》等论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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