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桦：今后写的诗，都将以“史记”命名

   雷：你出生于1956年，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你整整20岁。这二十年的生活对你的人生，特别是对你的诗歌写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柏：影响之大，犹如你提的这个问题之大。20岁，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已经逼近或到达了他或她的决定性年龄，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命运是在他决定性的年龄由某个影响他的事件或读了一本书所决定的。我当然也不会例外。很快，一本决定我命运的书，不，应该说几首诗就将找上我并改变我。

   雷：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诗歌写作的？还记得最初的诗歌经验吗？最先触动你的是中国古典诗词还是欧美诗歌？

   柏：紧接上面这个问题，1979年，我读到了波德莱尔的诗歌。事情来得非常偶然。王辉耀，我的一个同学（他后来成为加拿大、魁北克省政府驻香港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经济参赞），他仿佛是神随便派来的一个使者，他把一本杂志（《外国文学研究》，徐迟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传到我的手中。就是这本杂志在我决定性的年龄改变了我的命运，而在此之前，即早年的阅读随之作废。

   突然，我的目光转停在《露台》这首诗上。我屏住呼吸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就在那一夜，1979年秋天广州北郊一个风景如画的校园的白夜，一粒耀眼的星火已确切地点燃我生命通往诗歌之路的导火线，我就要开始我那真正的燃烧之旅了，“因为是这样的美景良辰，人世正有许多好事情要做。”（胡兰成）

   阅读随之铺开，抄写与练习交替进行。

   雷：在你的生命中，经历了四个重要的城市。重庆，出生地；广州，求学地；南京，你称之为“漫游地”，如今你又在成都生活。你为什么将南京称为漫游地？四个城市的生活，对你的诗歌人生产生了哪些影响？

   柏：这是四个被注定的地点，重庆——我的出生地（中国最奇特的城市，有关描述见我另一本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相关段落），南京——我的漫游地，广州——我的求学地，成都——我的居家地，它们与我不同的岁月相遇，本身就幻化出难以捉摸的无法穷尽的戏剧化张力。我所能做的，只是尽力地让诗——这种回忆的艺术——在我有限的生命中不时地闪出光来，以慰籍那些逝去的，以挽留那些将逝的。为何我称南京为漫游之地呢？那是因为我从到达南京那一刻就明白了这座城市只是我的漂泊之途的一个地点，我终将会离去。

   雷：你说过，在南京写的诗，和在重庆、成都写的诗不太一样。这跟南京的地理和人文有特别的关系吗？可否介绍下你刚刚完成的诗集《在南京》？

   柏：南京让我凉快了下来，《往事》是我1988年8月到南京后写下的第一首诗，作于这一年的十月，南京这个蕴含了中年之美、充满往事的城市在一杯沉郁浓稠的山楂酒中消融了我青春的烦躁。夏日已逝，但恍若昨天，十月的一个夜晚，“往事” 借着浓郁的山楂来到秋天的纸上，一首诗编织完他中年的光景。我刚完成的《在南京》 是再一次向南京致礼，只因我曾在那里生活过四年，因为无尽的“往事”……

   雷：你曾说“我所有诗歌密码中最关键的一个词是‘夏天’，此词包括了我所有的诗艺、理想、形象，甚至指纹，当然它也是启动我抒情的魔法。”很显然，夏天对你来说已不是一个简单的词，或者季节，这中间一定有神秘的体验和回忆，或者说就是超验。可否为我们解开你与“夏天”的密码呢？

   柏：多年前我在接受杭州诗人泉子访谈时，就曾说过：“‘夏天’是我个人命名的一个诗学时间观。夏天是生命灿烂的时节，也是即将凋零的时节，这个词读出来最令人（令我）颤抖，它包含了所有我对生命的细致而错综复杂的体会。如孔子通过流水对生命发出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也通过‘夏天’这个词，对生命，尤其对整个南方的生命发出感叹。夏天即我，我即夏天，犹如麦子即海子，海子即麦子。我所有诗歌密码中最关键的一个词是‘夏天’，此词包括了我所有的诗艺、思想、形象，甚至指纹，当然它也是启动我抒情的魔法。”

   而诗歌写作，乃至于我们所说的文学写作，说到底，包含了两种能力，一是感受能力，二是语言能力。也就是说，一个诗人首先得感受到，然后才是写出来，这之间所要求的唯有精确，精确，再精确。而以上这两种能力的获得以及精确性的养成都与我夏天的经历密切相关。因此可以说，没有夏天，我不会知道何为写作。

   至于让我解开“夏天”这个密码，很难，几乎不可能，我是只缘生在此山中，那就享受我的夏天之谜吧。

   雷：90年代初期，很多诗人因这样那样的原因停止了诗歌写作， 1992——2007，你也曾停笔15年。是什么原因让你在92年后不再写诗？又是什么原因让你重归诗坛？归来之后，你的诗歌发生了哪些变化？

   柏：这一问题我已多次回答过。停笔是神秘的，我也努力侦破过，最后不得而知。重新写，同样是神秘莫测的。至于变化，还是留给批评家去谈吧，我就不多说了。

   雷：你是哪一年离开南京的？1993年之后，你转身去写畅销书，而且写了那么多本，难道仅仅是因为辞去南农大职务，来到成都一时没有职业，为生存所迫么？那个时候，你会经常怀念诗歌么？这段生活对你后来的诗歌写作有哪些影响？

   柏：1992年初离开了南京。生活（尤其对年轻人来说）就是试（try），我一直在试探有没有一种比大学老师更好的工作。1992年，我辞职当自由撰稿人，当时觉得自由撰稿人确实是最好的，完全脱离体制，在家里面就可以把东西做出来卖掉。不过慢慢觉得，自由撰稿人收入有限，不够稳定，并且很累，必须一篇稿子一篇稿子地写，一本书一本书地做，从早到晚没有休息，体力上也是问题。于是2004年重返大学，在西南交大。至于这段生活对我后来写作的影响，桂林的诗人兼批评家刘春曾有过一个分析，那意思是我后来写诗时更开放了……等等。

   雷：在古今中外的诗人中，你喜欢的诗人有哪些呢？你的诗歌写作受到了哪些人的影响？

   柏：就象一块石头击向平静的湖水，涟漪一圈一圈在扩大，那涟漪的中心是象征主义，第一圈涟漪是超现实主义，第二圈是意象派，第三圈是自白派，第四圈是运动派，第五圈是垮掉派，第六圈……第七圈……一石激起千层浪，我开始换着口味吸着一个又一个诗人的“血”：肉感的诗、抽象的诗、光明的诗、黑暗的诗、幸福的诗、疼痛的诗、闲谈的诗、雄辩的诗、良心的诗、智慧的诗、装怪的诗、赤裸的诗，甚至无意义的胡话诗。“歌唱心灵与官能的狂热”仍是我早期诗歌的第一声部，它解放了我。

   我们总是不断地走出去，走向幽暗而可怕的山谷，倒在草地上，卧在花丛里……我在阅读着里尔克，在1981年春天的一个正午，在校园蟋蟋作响的草地中央，我晒着太阳吟咏“秋日”和一只“豹”，想象着秋日余辉下一座巴黎的暗淡公园的深处，那里有一对孤寂的闪烁着秋凉的豹眼。他是继波德莱尔之后第一位走进我心灵的德语诗人，一位神性与女性的贴切呢喃者，一位在俄罗斯一个暮春的晚间倾听一匹白马迎向他的时间沉醉者。我抄下他的诗，并继续抄下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的诗，抄下北岛的《雨夜》、《黄昏•丁家滩》、《习惯》……

   雷：你相信“命运是由基因决定的”的这一说法，那么，你的诗之命运，与你的基因遗传相关吗？

   柏：当然。这一点我在《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一书中说得很多了。再简单说一句吧，母亲的超级精确与激情（少女般的）和父亲夏天般的感怀（民国式的年轻洋气）塑造了我的诗人命运。

   雷：是什么机缘让你写下了《水绘仙侣1642—1651：冒辟疆与董小宛》？你说“谨以此书献给江南”有什么特别所指吗？江南有很多美艳的爱情故事，为何选中了冒辟疆与董小宛？

   柏：写任何书都全凭了机缘。我已在书中公开说了，写这首诗是因为读到了台湾学者，历史学家李孝悌的相关著作。而选中了冒辟疆与董小宛，是因为受伤的材料正好是他们二人。

   雷：你的诗曾经非常抒情，充满忧虑和不安，而读你近期的诗作，我感到更多的是闲适和趣味，漫不经心，好像在看丰子恺漫画。这种转变应该与你的生活经历、年龄密切相关。是诗歌美学的改变？抑或是生命态度的转变？此外，你近来的诗涉猎的内容非常庞杂，从天文地理，历史宗教，到当下日常，几乎无所不包，我惊叹于你的知识积累，更惊叹于你的信手拈来，从容与淡定。

   柏：唯独这个问题，我不好回答。

   雷：翻开你的博客，发现你近来状态非常好，诗如泉涌，有时一天写几首。这与你的生活状态有关吗？在大学任教是不少诗人向往的生活，你觉得教书对你来说是一个合适的职业么？

   柏：我现在的写作状态，完全应该归结为我的学校——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如果没有他们给我提供这么好的条件，我这些一本借一本的书还不知在哪里。再回首，我可以肯定地说：教书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合适的职业。生活对于我来说，早已不必再试下去了。我

   将在西南交通大学教书直到退休。

   雷：可否介绍下你2013年写作计划《史记：花镜2013》？它与前两本史记有何区别与联系？

   柏：我直到现在才恍然大悟，我写下的所有诗原来都是“史记”。因此，我决定，我今后写的诗，都将以“史记”命名。

   提问者：雷默 受访者：柏桦 时间：2013年3月

供稿：原作者 | 责任编辑：牧 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