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纪念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发表42周年

1980年5月7日，谢冕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的文章。文章甫一发表，便在文坛引起轩然大波，各种不同的观点最后形成壁垒分明的阵营。成为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事件”。在《新的崛起面前》发表之前，这场大论争已经在酝酿，诗人和诗歌评论家在不同的场合对新兴的诗歌现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导火索是1980年4月的“南宁诗会”。一个多月后，谢冕发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谢冕认为：

一批新诗人在崛起，他们不拘一格，大胆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某些表现方式，写出了一些“古怪”的诗篇。越来越多的 “背离”诗歌传统的迹象的出现，迫使我们做出切乎实际的判断和抉择。我们不必为此不安，我们应当学会适应这一状况，并把它引向促进新诗健康发展的路上去。

谢冕的这一表述非常委婉，也非常温和，但其立场坚定。这一立场，显然来自对历史和现实的了解和理解：“当前这一状况，使我们想到五四时期的新诗运动。当年，它的先驱者们清醒地认识到旧体诗词僵化的形式已不适应新生活的发展，他们发愤而起，终于打倒了旧诗。他们的革命精神足为我们的楷模。但他们的运动带有明显的片面性，这就是，在当时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尽管旧诗已经失去了它的时代，但它对中国诗歌的潜在影响将继续下去，一概打倒是不对的。事实已经证明：旧体诗词也是不能消灭的。”虽然现代新诗开拓者们如郭沫若、冰心、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等受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但是，他们主要的、更直接的借鉴是外国诗。谢冕历数了20世纪上半叶关于中国文学的各种讨论以及形成的规约，认为“我们的新诗，60年来不是走着越来越宽广的道路，而是走着越来越窄狭的道路。”这些声音在20世纪80年代犹如空谷足音。谢冕披着20世纪80年代早春的霞光，发出了一个新时代的文学宣言。这个宣言是1980年的“文学改良刍议”。

据南宁会议的参与者洪子诚说，“谢冕会上的发言当然受到重视，但孙绍振会上表现更博人眼球。解放区诗人出身的方冰发言，以‘人民’‘老百姓’的名义指责这些诗看不懂时，孙绍振当场欠缺礼貌的回应是：‘看不懂不是你的光荣，是你的耻辱；你看不懂，你儿子会看懂，儿子看不懂，孙子也会看懂的’”。因此，《在新的崛起面前》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孙绍振的坚定支持，这就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孙绍振说：“在历次思想解放运动和艺术革新潮流中，首先遭到挑战的总是权威和传统的神圣性，受到冲击的还有群众的习惯的信念。当前在新诗乃至文艺领域中的革新潮流，也不例外。权威和传统曾经是我们思想和艺术成就的丰碑，但是它的不可侵犯性却成了思想解放和艺术革新的障碍。它是过去历史条件造成的，当这些条件为新条件代替的时候，它的保守性狭隘性就显示出来了，没有对权威的传统挑战甚至亵渎的勇气，思想解放就是一句奢侈性的空话。”下面这一段是孙绍振主要表达的核心内容：

谢冕把这一股年轻人的诗潮称为“新的崛起”，是富于历史感，表现出战略眼光的。不过把这种崛起理解为预言几个毛头小伙子和黄毛丫头会成为诗坛的旗帜，那也是太拘泥字句了。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这种新的美学原则，不能说与传统的美学观念没有任何联系，但崛起的青年对我们传统的美学观念常常表现出一种不驯服的姿态。他们不屑于做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他们甚至于回避去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的场景。他们和我们50年代的颂歌、牧歌传统和60年代战歌传统有所不同，不是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

一切仿佛又回到了过去。我们仿佛重临了“五四”前夕那场重大的文学革命。1917年1月，胡适那篇被郑振铎称为“文学革命发难的信号”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第二卷五号上刊出，文中正式提出的“文学革命”的“八不主义”引起了强烈反响。被陈独秀称之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陈独秀在下一期的《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称胡适是“文学革命先锋”：“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陈独秀称：“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当然他也遭到了辜鸿铭、黄侃、刘师培等人极力反对。辜鸿铭发表《反对中国文学革命》，直呼胡适其名进行批驳。今天来看，胡适的“八事”主张并不深奥，亦无惊人之语——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模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胡适用他的主张率先垂范。通俗易懂平白如话的“八事”，在当时不啻为八级地震。或者说，在胡适看来，过去的文学是“言之无物”“模仿古人”“不讲求文法”“无病呻吟”“滥调套语”“不能自己铸词造句”“微细纤巧之末”“避俗字俗语”的文学。他主张的“八事”，可以看作文章写作的新标准或新的“作文法”。于是，“八事”一出，胡适便被认为是“文学革命的旗手”。有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才有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因此，对于文学革命来说，胡适居功至伟。确实，在胡适之前，已经有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的白话观念，有陈季同用西方现代小说观念创作的小说《黄衫客传奇》，有李叔同的白话学堂乐歌的流行，但是，这些观念和作品今天看来只能作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的基础性的积累。个人在选择历史，同时更被历史所选择。胡适和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就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那是历史大断裂的时代，古代中国将无可改写地向现代中国转变，这是中国遭遇了西方缔造的现代性之后的必然选择。这一选择的正确和带来的新问题，在日后中国逐一不期而遇。可以说，从那时起的百年中国所处理的问题，基本就是现代性的问题。文学当然也概莫能外。当国门再次洞开，欧风美雨再次东渐：“在重获解放的今天，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求新诗恢复它与世界诗歌的联系，以求获得更多的营养发展自己。因此有一大批诗人(其中更多的是青年人)，开始在更广泛的道路上探索——特别是寻求诗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活的适当方式。他们是新的探索者。这情况之所以让人兴奋，因为在某些方面它的气氛与‘五四’当年的气氛酷似。它带来了万象纷呈的新气象，也带来了令人瞠目的‘怪’现象。”难以达成共识的论争犹如重临起点再次发生。谢冕先生坚定地站在了青年探索者一边：“一批新诗人在崛起，他们不拘一格，大胆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某些表现方式，写出了一些‘古怪’的诗篇。越来越多的‘背离’诗歌传统的迹象的出现，迫使我们做出切乎实际的判断和抉择。我们不必为此不安，我们应当学会适应这一状况，并把它引向促进新诗健康发展的路上去。”在一个时代的新旧交替之际，这个今天看来毫无异端的朴素看法，却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批判或指责。

40多年过去之后，洪子诚在回忆这个“事件”的时候说：“在四月的南宁会议上，对青年诗歌的‘新诗潮’表示赞同和支持的人并不少”，这是事实。但历史并没有选择这些人。原因是“没有人做出像谢冕那样的论述。他的看法引发强烈争议的是两点：一是将事情置于诗歌史的脉络中，在这个脉络中来看它的意义，做出高度评价。这显示了他的历史视野，他的敏锐”。二是他的“身份”，80年代初，他已经是有影响的诗歌批评家。因此，谢冕同样也是历史的选择。洪子诚说谢冕是“不成熟的举旗人”，这个说法来自黄子平为《谢冕文学评论选》写的序言“通往不成熟的道路”。黄子平说：

我所熟悉的一位前辈，曾经精辟地，用一个“生”字来概括谢冕诗评的特点。我咂摸，“生”者，生气凛然、生机勃勃之谓也；“生”者，不成熟、欠老到之谓也。这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有如一枚金币的两面，这位前辈的评价侧重于前者。有些论者则在夸赞一种探索勇气的同时，指责所谓“失误”，要求用四平八稳的“科学性”(真的那么“科学”?)来克服“片面性”。我觉得，只有对理论发展和理论建设的基本规律了解甚少才会有这样的看法。

黄子平通过对“科学性”的质疑，强调了“片面的深刻”。他进一步分析说：

对于整个理论进程来说，不成熟是绝对的，成熟是相对的。历史业已证明，对于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可怕的不是片面性(只要此一片面正常地得到他一片面或众多片面的补充和驳诘)，而是那个驾临一切片面之上的那个唯一正确的全面，或者那个一片模糊的无个性的“今天天气……哈哈哈!”因此，当谢冕写下“通往成熟的道路”这样的题目时，他既论证了“不成熟”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列举了新时期文学成熟的特征来回答对于“不成熟”的指责。

但是，洪子诚的意思还不是黄子平的思路，而是指那些拥有绝对话语权力者的傲慢。对“不成熟”指斥的优越，本身就含有一种权力关系。但是，任何新的事物都是从不成熟开始的。所有的事物，一经成熟便开始衰落为“不成熟”的事物所替代。就这场论争而言，历史证明，那些“成熟”的大诗人、大批评家，他们的看法恰恰走向了事物的反面。而历史同样证明的是，《在新的崛起面前》并不是一个可疑的文学幻觉。在此后的许多年，那个并不含有赞誉的“朦胧诗”命名的新诗潮，一时蔚为大观如洪水泄闸。谢冕却因其“不成熟”留在了那段重要的历史时刻。

现代知识阶层文化信念和方向的选择，经历了一个从总体性的认同到文化游击战过程。知识阶层在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他们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总要面临文化方向和信念的选择。“五四”时期似乎表达了这个阶层的先知先觉，他们振臂一呼，“德”“赛”二先生引领了那个时代的思想风尚和文化潮流，展示了这个阶层耀眼的风采。但是，文化革命如割辫、易服、放脚，早已在民间完成，更无须说在西方现代性压力下改制的大势所趋。“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被发现，现当代研究界在一个时期里津津乐道就不是空穴来风。但是，通过百年来关于知识分子题材的文学我们会看到，知识分子的文化方向和文化信念的选择，同中国的现代性是一个同构关系，就是不确定性。启蒙、革命、救亡、思想改造、多元文化追求等，是这一题材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回响。其间虽然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以及其他观念旁逸斜出，但是，大体总有一个“总体性”的存在，与社会历史潮流的发展构成了推波助澜的关系，形象地表达或顺应了“总体性”的要求。“狂人”的“呐喊”、“零余者”的彷徨、茅盾的《蚀》三部曲、钱锺书的《围城》、师陀的《结婚》、李劼人的《天魔舞》、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杨沫的《青春之歌》、张扬的《第二次握手》、靳凡的《公开的情书》、戴厚英的《人啊，人》、谌容的《人到中年》、宗璞的《野葫芦引》、从维熙的《雪落黄河静无声》、张贤亮的《绿化树》、王蒙的《布礼》、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叶楠的《巴山夜雨》、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等，构成了知识分子小说庞大而激越的交响。20世纪9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贾平凹的《废都》、王家达的《所谓教授》、阎真的《沧浪之水》、张者的《桃李》、李晓桦的《世纪病人》等，书写了知识阶层令人惊悚的蜕变和分化。知识阶层再也难以找到能够认同的文化总体性。这与“五四”时期一直到80年代是大不相同的。

就像“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当激进的反传统告一段落后，传统仍然显示了它顽强的生命力，旧的文学并非一无是处。而且，当追随外来文化走投无路的时候，重新向传统寻找资源，在百年文化和文学历程中也并非绝无仅有；同样的道理，《在新的崛起面前》完成了1980年的“文学改良刍议”的历史使命后，新诗潮的发展也发生了新变化，逐渐失去了原初的革命意义而走向了另外的方向时，谢冕就成了“反对者”。2016年11月23日他在接受《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的采访时，题目用的就是《谢冕：这个现状能满意吗?》：“现在的诗歌创作取得进步，诗人创作热情高，这是肯定的。有好诗，不多；有优秀诗人，也不多。有这么多诗人写作，写了这么多，可以传诵一时的名篇寥若晨星。但是诗人自我感觉好，认为自己写得好得不得了。我们说来说去，还是海子的“春暖花开”，舒婷的“致橡树”，北岛的“回答”。以后呢?几乎没有。这个现状能满意吗?所谓诗歌朗诵会，很多诗几乎不能诵。不能流传开来，写那么多干吗?这让我忧心。”因此，在谢冕那里并非新的就是好的，好与坏，是由他的文学观和判断力决定的。

谈到《在新的崛起面前》，就不能不谈到孙绍振先生。这不只是因为他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进一步深化了“崛起论”，更重要的是他们60多年的友谊，同样是文坛的一段佳话。他们都曾是《新诗发展概况》的主要成员。后来孙绍振说：“每逢我回忆起当年在和平里的日子，都是含着微笑的。历史证明，这一次学术盲动，并没有让我们成为极左思潮的文化杀手，相反，在谢冕的率领下，却几乎都成为思想和学术解放的壮士。”谢冕、孙绍振从1955级的北大同学到共同参与编撰《新诗发展概况》，再到20世纪80年代的“崛起”乃至今天，他们一直是最亲密的朋友。孙绍振对谢冕的尊敬和爱戴从一个玩笑式的细节即可看出：称谢冕为“中国诗歌元首”，并配有形神兼备的漫画，那是我见到的最具谢先生风采的画像。由此我也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谢冕先生和孙绍振、洪子诚等“六君子”的友谊。他们的友谊是一生的友谊，他们的友谊不是“抱团取暖”。除了同学之谊外，他们共同的专业兴趣，君子和而不同的文学观念，使他们更加相互包容、相互尊重和欣赏。这样的友谊，在今天的文坛大概很难见到了。王富仁先生曾经高度评价樊骏先生的学术工作，称他为“学科魂”，他说这是他“生造的词”。在评价樊骏先生时王富仁说：“他具体传承了王瑶先生的学院学术的传统，是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及其会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学术研究的角度建构起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系列的具体观念的，从而重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新的整体性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樊骏先生以他卓越的学术成就和正大的学术形象，在王富仁先生这一代学者中有极高的评价和影响。我愿意用王富仁先生的创造表达我如下的看法：谢冕、孙绍振、洪子诚，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魂”。他们以自己健康、积极、敏锐的学术眼光和研究实践，开创了中国当代文学学科，他们影响了几代本学科的研究者，持久地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学科灵魂”的作用。他们的人格成就和专业成就，已经成为这个专业高端成就的象征而受到尊重。他们的存在业已表明，这个专业已经成熟并受到相关专业的普遍关注。

孟繁华，1951年出生于吉林省敦化市。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沈阳师大特聘教授、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原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监事长、辽宁作协副主席；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众神狂欢》等30余部，有《孟繁华文集》十卷出版；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发表文章500余篇。部分著作被译为英、法、日、韩、越南语等。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评论家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理论成果奖等多种奖项。

来源：《文艺争鸣》 | 荐稿编辑：风 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