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默访谈录 | 雷平阳：“诗艺”是隐形的，不是模具

“诗艺”是隐形的，不是模具

雷平阳

   雷平阳，诗人、散文家、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曾获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人民文学诗歌奖、骆宾王诗歌奖、十月诗歌奖、李杜诗歌奖等。

   雷默：

   请介绍一下你的诗歌历程，你个人的诗歌贡献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雷平阳：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诗歌创作，迄今三十年，途中曾以为稻粱谋而中断写作，亦曾因小说和散文的介入而远离诗歌。

   2001年前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内省，确定诗歌写作的方向并切断与小说的不快乐关系。我所说的诗歌写作方向，特指我现在仍然进行写作的叙述与抒情共生的方向。不久前，孙绍振在接受记者访问时，回答朦胧诗人的缺陷，他说最大的缺陷是叙事的缺席。作为论据，他列举了古今很多伟大诗作的叙事性。我在十多年前选择诗歌的叙事性，并非出自对朦胧诗的认真考察，而是基于自己内心的美学需要，与孙绍振先生不谋而合，我视其为诗歌常识，在反常识的背景中重新获取常识。有时候，比重辟一个新世界更艰难。

   我的写作谈不上成就。

   雷默：

   所有的诗人都希望诗艺有所突破，写出传世作品。对你这样有成就的诗人来说，是否一直在寻找新的突破？自我总结，你的诗艺经历了哪几次蝶变？

   雷平阳：

   写作是我生活拼图中的一块，我没有将其高悬生活至上的愿望。早期，我是一个狂热的浪漫主义诗人，华美、高蹈、有一副金嗓子；之后，我听命于河山和心灵，麻木不仁、呆若木鸡，缓慢地低吟着并随时接受外来的击打和内在的刺痛。所谓突破，很大程度上是随着生存状态、审美追求、道德立场等因素的转变而转变的，在某些时候，它并非是向前的，而是倒退的。从极具“先锋气质”转而“现实主义”，我的写作正一步步摒弃形式与谵妄，笔尖更多的指向人性的挖掘和内心的审判。“诗艺”是隐形的，不是模具。

   雷默：

   中国新诗诞生100年来，你认为重要的成就有哪些？

   雷平阳：

   汉语新诗的成就，最重要的是它渐渐与中国古代诗歌精神有了媾合，出现了一批从汉语的泥土中生长出来的诗歌。与之映衬的是，那些观念性照搬和仿制的诗歌正在灭亡。

   雷默：

   自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的诗歌流派大展之后，你如何评价中国新诗近30年的发展？当下的中国诗歌与国际诗歌相比，有哪些相似性和本土特征?

   雷平阳：

   中国近30年来出现了数不胜数的杰出的诗人，如果翻译家介绍的诗歌就是“国际诗歌”的话，我认为当下的中国诗歌大师云集，群星闪耀，一点也不比“国际诗歌”逊色。我们之所以依然仰人鼻息，自惭自怜，原因在于我们的奴性仍然存在，我们的文化观屈从于西方的话语谱系，而事实上，我们的国家也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租界。本土性，它在野，近年渐渐成为诗歌中的重要话题，即地域性或地方主义，应该说这次浪潮可能带来新诗最具价值的革命，但人们没看见或装着没看见。

   雷默：

   上个世纪90年代，诗歌的先锋性一直被诗人们推崇和标榜，然而，近年来，“先锋”一词越来越被淡化，一些优秀的诗人放弃了诗歌形式的实验与冒险，转而向诗的内涵进行深度挖掘，试图越过形式，实现境界的突破。你如何理解诗歌的先锋性，又如何看待中国诗歌从形式向内容的转变？

   雷平阳：

   服装史与诗歌史同样重要，但作为诗歌身上的形式主义服装，我倒是认为它一点也不重要。我理解的先锋性，应该在思想、美学和诗学本身都具有非凡的开创性，中国当下的自由体汉诗，从形式到内容的深入过程，乃是“自由体”的必然，如果我们永远扮演诗歌模特的角色，这一场轰轰烈烈的“自由体”诗歌革命一百年后仍然停留在表象上。 

   雷默：

   很多时候，圈外的人总是说当代诗歌脱离现实，但我却常常发现，中国每年创作的诗歌大多离现实太近了，有时就像是素描或者是相机式的反映，即使有思考，也多是小品的深度。你觉得当下诗歌应该关注哪些现实问题？

   雷平阳：

   社会现实与诗歌中的“现实”经常被混为一谈，那些太靠近现实的诗歌，那些被认为脱离现实的诗歌，“现实”仿佛都成了它们的照妖镜，问题都出在对“现实”的误解。A.生命的自由；B.压抑的人性；C.集体性道德；D.苍白的信仰等等。其实，现实在每个诗人的心目中各有其形，也各有指向，重要的是我们还有没有鲜活的、有未来的批判性。